科斯定理1-2-3

可以把科斯定理划分为三个层次，或称三个定理。科斯第一定理的实质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权利的初始界定不重要；第二定理认为，当交易成本为正时，产权的初始界定有利于提高效率；科斯第三定理的结论是，通过政府来较为准确地界定初始权利，将优于私人之间通过交易来纠正权利的初始配置。     

生态市场何以失灵?

科斯的效益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明确的产权界定都会达到经济效率帕累托最优。从科斯定理出发,似乎只要明确界分产权,市场就会自动建立,外部性及其它生态问题将迎刃而解。而现实却更多证明,“科斯市场”难以建立,为何?本文从多个方面阐述了其中原因。     

试论交易成本的影响面与经济优化

自从科斯在《企业的本质》提出交易成本以来，传统的经济学一直用这一理论解释企业代替市场的原因，本文试图把科斯近理论用来解释帕累托效率和经济制度变迁的理论，说明在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现的经济只能达到帕累托“次”优，而非理想中的帕累托最优；同时，交易成本的存在也会延缓制度的变迁，从而不能实现理想的制度演化。     

法经济学的现实主义溯源

第一次法经济学运动是从两奈主线展开的：旧制度经济学和法学现实主义。从进步主义时代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自由主义的批判,到旧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形式主义的攻击,都凸显了对现实的关注和制度的探究。康芒斯对“财产”与“财产权利”的区分及对“交易”概念的一般化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科斯定理架起制度和交易成本、新古典理论和法律经济学之间的桥梁提供了基础;对现实主义法学来说,无论是霍姆斯的“法律的生命是行动,而不是逻辑”的主张,还是庞德提出的“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差异的观点都着眼于瓦解和攻击法学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法学自足性,从而努力弥合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的鸿沟。其价值在于引入外在的视角来研究法律,从而使得经济学有可能成为法学分析中有力的外在视角。     

科斯定理中的计算与均衡问题

为分析科斯定理应用的可行性,文章使用了奥地利文献中的两种传统争论观点,即经济计算与非中立影响。本文认为法官进行的效率计算是有疑问的,并且当涉及一般均衡时(即使交易成本为零),其决定也不应该被认为是中性的。这些问题意味着科斯定理的应用存在严峻挑战。     

科斯定理:反思与拓展——兼论中国农地流转制度改革与选择

科斯及其追随者关注于产权界定对生产制度结构的影响,从而使产权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命题。但产权界定与产权交易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尽管科斯定理并未否定产权界定所隐含的交易含义,但却未能顾及人格化财产及其交易性质。本文认为,基于中国农地制度的特殊性,并鉴于新一轮农地确权中"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与地块"四至"的空间产权界定,有必要将科斯的思想范式进一步拓展到农地产权的交易问题——当存在交易成本时,如果不能通过产权的重新调整来改善效率,那么就有必要选择适当的产权交易装置进行匹配来改善总的福利效果。作者强调,应该在重视产权的生产制度结构的同时,深化对产权的交易制度结构的研究。     

法律的经济分析的不足——以芝加哥（大学）版法律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为例

从规范的角度看，芝加哥（大学）版的法律经济学希冀以效率确定为权利分配的标准，与我国地方政府片面追求产值最大化有一拍即舍、相见恨晚之感。因此，分析法律经济学之缺陷，于法学理论建设和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完善均有重要意义。借助目前对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大量文献，可以发现：法律经济学存在以手段遮蔽目的、偏重主观主义的分析方法，武断地认定效率标准的确定性和迷信“看不见的手”的放任主义研究范式等弊端。为避免法律的正义落入金钱拜物教的泥淖，法律应将经济分析纳入统一的伦理分析王国中，以人性尊严统帅效率价值，并能以整体主义效率观弥补个人主义效率观的不足。     

科斯对法律与经济关系的最终认识及其缺憾——基于中国案例的分析

科斯早期关于交易成本和“法律功能论”的思想对经济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其后期关于“法律生成论”的思想却尚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文章通过梳理科斯关于法经济学思想的前后变化,以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案例说明科斯后期思想的转向.研究发现:(1)科斯对法律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经历了早期的“法律功能论”到后期的“法律生成论”的转变,两者形成互补关系;(2)制度变迁成本的降低是“边缘改革”启动的关键前提,而基层经济力量的积累又推动了“亲市场”法律体系的生成;(3)科斯的“法律生成论”的逻辑并不完善,中国的改革实践表明,既得利益的松动和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上层政治权力的支持是制度变迁成本降低的必要条件.因此,在理想情境下,转型期的法律应该主动与来自基层的制度演化相调试,从而形成更为“亲市场”法律体系.     

科斯对科斯定理—波兰与捷克证券市场规制的比较

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任何制度包括依法履行的私人合约、法律规定及政府规则（regulation),都可能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本文认为,法律实施者所面临的激励机制决定着最优的制度选择,并阐述选择行政规制而不以司法程度来实施合约或法律的条件。本文还将对90年代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金融市场规制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当时两国的司法制度还很能落后,股票市场都近于崩溃,波兰由独立的、动机强大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证券法的严格实施,而捷克共和国对股市的监管则较为宽松。     

法律经济学: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

近数十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界，经济学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新兴学科，西方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法律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它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它是法学和经济学科整合的边缘学科。本文在阐述了法律经济学的基本轮廓后，提出了法律经济学形成给予我们的几点启示。     

有关法律经济效益的分析

法律经济学作为当今最新的法学理论，试图通过经济分析的方法替代传统法律方法延续法律作为“科学的”、“独立发展”的结构和内容；法的经济分析要求用“成本——收益”学说来促进社会资源最优化的配置，降低社会成本；法律程序，法律规则受到了促进经济效益这种关心的强烈制约。法律的经济分析家波斯纳认为“法律的经济理论是关于现存法律的最有希望的实证理论”。在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模式下，政府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功能，社会也需要追求法律的经济效益，对不符合效益原则的制度进行修改、补充或者重新设计和选择合理的法律制度。     

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利弊及对策--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1．交易成本的减少。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降低交易成本。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进行了归纳和区分，将交易成本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成本，即为签订契约，规定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     

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的性质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兼论非生产性资产的剥离

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的性质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兼论非生产性资产的剥离管理年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国有企业到底是什么？１、科斯关于企业本质的一般理论与几个基本假定。关于“企业的本质”，科斯给出如下命题：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而又可相互取代的交易体制。市场...     

科斯的遗产

2013年9月2日。102岁的罗纳德·哈里·科斯与世长辞。这位经济学巨匠，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开山鼻祖，也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时，距离他的首次中国之行仅差一个月。他原本计划在2013年1O月前来中国。完成多年夙愿。科斯终其一生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的产权与交易理论却奇异地在这个大国产生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活跃在中国改革大舞台上的大批经济学家。手握科斯提供的理论工具。在迄今全世界最大的“金矿”里淘金——不仅投身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更是探索中国层次丰富的制度创新。     

域名保护的法律与经济分析

本从法律和经济学两种视角对域名产权的初始分配进行了分析。章阐述了有关域名纠纷的产生及司法实践中对其处理的不足。从财产法、知识产权制度、民事行为分析、竞争法等法律角度对域名纠纷解决的缺憾进行了回顾；然后从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入手，对域名的分配做了效率分析，最终得出了合适的产权分配方案。     

对我国民事执行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效率、制度及管理

民事判决执行难是当前民事司法活动的重大问题之一。执行难的突出表现是执行缺乏效率，执行制度缺乏有效管理以及执行行为运作不规范。法律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极大化为目的。民事执行制度的改革实质上是对执行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一种制度的重新架构。对民事执行权的再分配、对执行活动的规范管理、对执行周期的控制、对执行人员的培训等改革措施都是为了降低执行成本，增大执行收益,提高执行效率。     

“科斯定理”和“科斯第二定理”辨析

<正> 科斯是产权理论的创始人和领袖。科斯的产权理论是关于产权界定及交易费用对议定契约的影响的理论。他把毕生精力用于分析影响生产的产权制度结构。科斯的产权理论由“科斯定理”和“科斯第二定理”构成。 1.科斯定理的三种表述 科斯定理是从一系列案例中提炼出来的,科斯自己没有明确讲什么是科斯定理。把一系列案例提炼成一个定理,不同的案例的含义不一样,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出现了许多种对科斯定理的表述。现在有三种表述是比较公认的。(参见:Cooter,1987,Vol.I,pp.457—459) 第一种表述是:只要允许自由交换,不管产权最初是怎样界定的,最终都能使社会总产值达到最大化,即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表述可概括为自由交换论。第二种表述是: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产权最初怎样界定,自由交易的结果,会使社会总产值达到最大化。这种表述可概括为交易费用论。很显然,第二种表述的条件比第一种表述的条件要强得多,因为自愿交易并不见得没有交易费用。这两种表述并不是等价的。自由交换论成立,交易费用论一定成立。但交易费用论成立,并不能保证自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困境及其发展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包括三大发展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构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神学阶段的理论核心,但是“看不见的手”只是一个从自然法中引申出来的假说。如何为这一假说提供一致的逻辑理论基础,促进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向形而上学阶段发展。福利经济学两大定理证明了“看不见的手”的合理性,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进入了形而上学阶段,但其假设前提的理想性决定了无法应付各种现实和理论发展的冲击。科斯定理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为经济自由主义应付这些理论和现实的冲击提供了理论基础,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进入了实证阶段。     

一个小山村的产权故事

科斯定理现在是太有名了，简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说的是：只要产权得到清晰界定，资源就一定能够得到有效配置，至于产权界定给谁并不重要。科斯定理具有开天辟地的贡献，但后来的研究发现，它忽视了产权界定的财富效应，因为，得到产权的一方财富增加了，他的行为会发生变化；没有得到产权的一方，其行为同样会发生变化，只不过变化的方向相反。即使考虑了财富效应，产权界定的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其背后还有许多需要考虑的因素。我想通过一个小山村的产权故事说明一个道理：     

信用缺失的危害、生成机制及法律规制

信用缺失是目前阻碍我国市场建设的障碍之一。信用缺失不但扰乱了政党的市场秩序，提高了市场交易成本，减弱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降低了市场效率，而且延缓了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进程。信用缺失的生成机制不仅与社会一定时期的文化道德状态相关，而且与自我履约机制和强行履约机制相关。当前，我国信用机制建设的一个急迫任务就是引入政府变量，加强法制建设，强化信用管理。要尽快制定信用管理的法律制度，加强信用建设的立法和执法；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信用法律制度；要完善信用评估、咨询等法律责任制度，规范信用中介行为；加快司法体制改革，理顺司法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