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都市圈产业集群的提升

杭州都市圈是以杭州市区为中心,湖州、嘉兴和绍兴三市市区为副中心,杭州市域5县市及德清、安吉、海宁、桐乡、绍兴、诸暨等杭州相邻6县市为紧密层的共同体。按照互利共赢原则,共建大都市圈,加速了都市圈内各种产品要素的流动和产业转移。同时,区位功能开始分化,服务业逐渐替代了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区的工业基地职能,周边城市和周边城区逐渐成为制造业的集聚区,推动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     

区域一体化对制造业产业分工及空间格局的影响——基于杭州都市经济圈的实证分析

以杭州都市经济圈为例,通过测算一系列衡量产业结构差异、地区专业化水平、产业竞争绩效的指标,证实了区域一体化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杭州转移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专业化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信息都市型的少数产业;绍兴和嘉兴进一步推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并积极发展通用设备制造业等重工业,从而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湖州积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更明显,从而使其制造业的市场份额在杭州都市圈中的比重逐年增加。     

信息经济空间聚集模式研究——以杭州都市圈为例

近年来对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影响下都市空间结构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信息城市、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等新的信息空间现象被相继提出。城市资源配置需达到新的要求来满足信息经济的发展。文章以杭州都市圈内杭州、嘉兴、湖州和绍兴四座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杭州都市圈信息经济的空间聚集模式,选取相关统计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对广东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1997—1999年39个行业和21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广东省FDI外溢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FDI在行业中外溢效应小于在地区内的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影响FDI的外溢效果。因此,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重点应在于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对广东数据的实证分析

该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1997-1999年39个行业和21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广东省FDI外溢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FDI在行业中外溢效应小于在地区内的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影响FDI的外溢效果.因此,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重点应在于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对广东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1997—1999年39个行业和21个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广东省FDI外溢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FDI在行业中外溢效应小于在地区内的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影响FDI的外溢效果。因此，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重点应在于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     

区域经济增长技术效率差异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简要地阐述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理论,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系统研究了浙江省各地级市的综合技术效率水平,发现1998—2008年浙江11个地级城市的平均综合技术效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杭州、宁波、金华、绍兴、温州、嘉兴、台州、舟山、湖州、衢州、丽水。并对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技术效率的单个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各地市的技术效率差异明显,杭州、宁波等城市的技术效率远高于丽水、衢州;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浙江省各地区的支柱产业;资本投入对地区技术效率的提高作用不显著,存在着粗放投入的倾向。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合资、合作、独资模式的比较分析

考虑到外资准入模式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利用分段检验的方法从总量层面检验了我国FDI在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从FDI结构层面检验并比较了三种外资准入模式下(中外合作、中外合资、外商独资)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不同的外资准入模式下,FDI的技术溢出效率存在差异,其中中外合资最大,其次是外商独资,最后是中外合作.我国当前外商“独资化”趋势不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外资政策应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FDI对东部沿海三大都市圈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比较研究——基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代表性城市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具有较强的地域差异性特征,这在我国三大外商投资密集区——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都市圈之间同样存在。文章利用三区域代表城市——上海、深圳和北京1987—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对FDI对其经济增长以及公共服务、产业聚集、对外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及比较,并将结论进一步扩展到三大都市圈。进而分析了FDI对三大都市圈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检验了文章所提出的传导机制中FDI对公共服务、产业聚集以及对外贸易的影响效果。     

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对中部六省内生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六省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中部塌陷"的现象.要实现中部崛起,积极吸引外资,充分发挥外资的促进作用是实现中部崛起的一项重要战略.基于此,笔者以FDI、人力资本对中部六省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FDI、人力资本与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运用中部六省的数据对模型进行计算和检验,研究发现中部六省目前尚未走上内涵式增长道路,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尚未显现;六省FDI引进对各省的人力资本增长没有起到促进作用,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受到六省人力资本状况不佳的制约.因此,扩大FDI的溢出效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措施.     

FDI、异质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新加坡的数据分析

笔者在对FDI技术外溢效应以及东道国吸收能力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异质型人力资本在东道国引进FDI以及吸收FDI技术溢出效应方面的关键作用进行理论研究,结果显示:FDI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互动作用是促进一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讲就是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是东道国引进FDI以及吸收FDI技术外溢的关键因素,同时东道国在吸收FDI技术外溢的基础上也能更进一步提高本国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与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把FDI与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技术进步的源泉代入经济增长模型,对新加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的观点得以验证.     

外商直接投资对皖江城市带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皖江城市带面板数据研究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作为迄今为止国务院批复的全国唯一一个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示范区,外资的大量进入是必然趋势。文章利用2006-2009年皖江城市带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和FGLS方法,对皖江城市带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皖江城市带FDI确实带来了产出的增长,但是对技术溢出的效应不显著。本土的自主研发投入无论是对产出效应还是对技术溢出效应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创新能力形成的主要因素。尽管人力资本制约了皖江城市带的技术进步,但是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促进了皖江城市带的技术进步。皖江城市带FDI并没有通过本土的研发资本投入实现技术外溢效应。     

FDI外溢效应的区域差异性与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外溢效应的区域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2000-2012年期间,东部地区受来自于FDI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总体上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不过东部地区从FDI上获得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慢慢衰减;中部地区而言,FDI外溢效应虽然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对中部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效应;西部地区由于区位劣势、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FDI外溢效应的发挥程度相对较低.     

环太湖地区和环杭州湾地区的发展战略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有望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长三角地区由上海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周边14个城市,即沿长江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5个城市,环太湖的苏州、无锡、常州3个城市,环杭州湾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6个城市组成。从上海目前的经济辐射能力和上海与长三角各城市的经济密切程度来说,     

引进外资、两部门模型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部门间的外溢效应来研究引进外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外资与内资的两部门模型,并对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两部门间相互存在外溢效应。对中国经济外资与内资数据的描述性分析、两部门模型的回归分析以及外溢效应分析后,发现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强,但对内资的外溢效应正趋于减弱。与此相适应,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应该由依靠政策优惠为主向依靠增强内资实力为主转变。     

长三角一体化借道金融业

据专家测算,上海对苏州、无锡、南通、泰州的经济联系强于南京,但对常州以及更远的城市的经济联系则弱于南京。以常州、泰州为界,长三角北部断裂为两个经济区域。在长三角南部,上海对嘉兴、舟山的经济联系强于杭州,但对湖州、绍兴、宁波的联系弱于杭州,同样存在断裂。如此局面之所以形成,答案主要在金融业。而解决之道,也在金融业。     

常州、南通、绍兴、嘉兴四市经济发展比较

近年来,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三角地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依靠改革和开放两轮驱动,激活经济发展的基础细胞,推动社会进步和生产力被释放。按经济总量及综合实力,长三角地区15城市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上海;第二层次包括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和南京,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已分别超过1000亿元和200亿元;第三层次包括常州、南通、绍兴和嘉兴,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均在700亿元和70亿元以上;第四层次包括镇江、扬州、泰州、湖州和舟山。本文仅以经济总量同属第三层次、产业结构相对接近的常州、南通、绍兴、嘉兴4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常州、南通、绍兴、嘉兴的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在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特别是绍兴、嘉兴两市经济增长势头十分迅猛,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连续多年在浙江省及长三角地区名列前茅。     

公共支出、空间外溢与圈域经济增长——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基于一个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以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2007-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对公共总支出、公共分类支出及其外溢效应对圈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公共支出存在空间外溢效应,但公共总支出与公共分类支出的空间外溢效应并不必然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公共总支出和维持性支出对圈域经济增长具有负的空间外溢效应,而社会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对圈域经济增长具有正的空间外溢效应;(2)固定资产投资率、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和储蓄率对圈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FDI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

一、FDI技术外溢概述 1．FDI与技术外溢。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或发展能力发生无意识影响的间接作用。从实际情况上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主要表现为除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从而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主要可分为产业结构变动、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三个方面。     

FDI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以湖北省为例的实证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研究FDI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构建了二者间的计量回归模型。选取湖北省近二十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之间成正相关,FDI间接的外溢效应对中部地区的发展尤为重要。区域引资政策的意图应主要放在利用FDI的外溢效应上,以促进本地区的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和人力资本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