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分割、国有经济投资与经济增长 ——基于OLG模型的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融资主体地位差异、目标差异和金融市场分割等经济特征,拓展了传统的戴蒙德(OLG)模型,引入国有经济投资和差异化利率,并以此为理论基础选取2004～2018年的季度观测数据建立了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不同利率水平下国有经济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在存在金融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利率和国有经济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门限效应,国有经济融资利率低于资本边际报酬率时,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国有经济投资在不同利率水平下均存在拐点;二是国有经济投资具有宏观调控效应,通过影响社会资本存量调控资本边际报酬率和经济增长,可以纠正经济动态无效率现象。     

利率市场化、信贷歧视与中国经济发展——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通过引入"信贷系数"刻画了行业间可能存在的信贷歧视现象,拓展了中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模拟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下整体利率水平提高、行业间利率歧视消除以及金融服务增效三条路径的动态经济效应.相对于基期而言,实际利率水平上升、行业间利率歧视消除将引起投资和实际GDP下降,但有利于优化行业资源配置,改善贸易条件;金融部门服务增效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此外,利率市场化有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国有企业改革.     

IPO超募与资金滥用研究

2009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IPO融资超募现象引起了学者和社会公众的诸多质疑,也引起了监管当局的关注。本文选取1998-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初步研究了IPO融资超募与随后资金滥用的关系。研究发现,IPO融资超募的确容易导致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和高管薪酬的过度发放。这表明融资超募现象的确损害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金融深化、适度市场规模与资本形成效率研究

从金融发展角度来看,在金融资本供给给定时,实际利率水平和金融体系本身的发展能否将其转化为有效投资,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至关重要。本文经验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资本动态效率出现显著下滑,前期过度投资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仍是"银行主导、生产者导向"型结构,且长期偏离最优金融结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呈现"金融深化过度"特征,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使得银行贷款与政府消费具有"逆经济周期性",由此呈现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为负相关关系。我国股票市场滞后于经济发展,银行对私人贷款的市场化对股票市场造成"挤出效应"。且金融市场一定程度脱离实体经济,致使实际资本为逐利而流入金融市场,     

金融深化与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再检验:1999-2013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学术界关于金融深化能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已达成共识,但国内学术界对于我国金融深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存在分歧。本文提出地区非国有企业负债占比以及地区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差额这两个新指标,以衡量地区金融深化程度。利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地区金融深化程度的差异导致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不同,金融深化同时促进了地区第二、第三产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我们还发现,经济周期会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第二产业在经济低迷期存在投资过度的现象,而第三产业在经济繁荣期投资相对不足;实际利率的提高有利于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从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内外冲击下中国货币政策的抉择——基于利率调整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利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效应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平均投资倾向加权的资本边际产出随利率变化所反映的投资效率效应;另一部分是由资本边际产出加权的平均投资倾向随利率变化所反映的投资规模效应.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这两种效应进行估计检验,实证表明,实际利率的投资规模效应几乎可以忽略,投资效率效应也非常低,上一年实际贷款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很微小.因此,在中国利率政策还难以成为货币政策实施的主要手段,抑制通货膨胀还需依赖其他调控政策手段.     

中国货币政策范式亟需调整

1996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开始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方式转变。中国货币政策范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时仍存在过度依靠数量调控、过分钉住名义变量等问题,导致我国实际利率长期过低,金融资源配置失衡。要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亟需对当前货币政策范式进行调整。     

利率市场化选择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的实证

本文以金融深化理论为分析框架阐述了利率市场化选择的理论逻辑,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分解出实际贷款利率对经济增长率的投资效率和规模两种影响效应,并通过实证检验模型得出实际贷款利率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冲击效应不显著.提出实施存款利率管制下的贷款利率市场化策略既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又能通过激活市场机制来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引领中国经济平稳地从传统发展模式向新发展模式转型.     

中国债券收益率曲线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分析

债券收益率会影响投资行为并进一步作用于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本文在分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基础上,探讨其与债券收益率曲线的关系,并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了我国债券的收益率曲线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研究发现,我国债券的收益率曲线对名义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但对实际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能力有限。本文指出,银行信贷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以及信贷利率的外生性是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     

TFP增长率与中国的高储蓄率——兼论中美储蓄率差异的原因

本文应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反事实实验方法对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我们建立了一个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以模拟中国的储蓄率变动,然后运用反事实实验分别检验了1992～2007年期间人口增长率、资本回报率、折旧率、政府支出在GDP中的份额、TFP增长率对储蓄率的影响,结果发现TFP增长率的变化是解释中国储蓄率变动趋势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中国面临与美国一样高的资本初始存量和相同的TFP增长率,则中国在此期间与美国储蓄率的差异将会大大低于中美储蓄率的实际差异。所以,中美之间的储蓄率差异可能并不需要由中国的各种独特性因素来解释。     

我国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基于生产要素投入视角的理论解释

已有理论尚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现象。基于生产要素投入视角的研究表明: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办社会的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对其进行补贴,其方式是政府无偿或低成本地给其进行资源划拨或转让,从而导致其低资本成本,这必然增强国有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的激励,进而导致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社会福利损失。因此,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基本路径在于:彻底剥离国有企业承担的办社会的成本→取消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补贴→恢复资本要素市场的价格形成与作用机制。     

利率调整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利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效应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平均投资倾向加权的资本边际产出随利率变化所反映的投资效率效应;另一部分是由资本边际产出加权的平均投资倾向随利率变化所反映的投资规模效应。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这两种效应进行估计检验,实证表明,实际利率的投资规模效应几乎可以忽略,投资效率效应也非常低,上一年实际贷款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很微小。因此,在中国利率政策还难以成为货币政策实施的主要手段的情况下,抑制通货膨胀还需依赖其他调控政策手段。     

政府补贴、融资约束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基于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以2015—2020年A股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融资约束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贴缓解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同时对资本配置效率存在双向影响：缓解投资不足而加重过度投资;融资约束会加重投资不足而减少过度投资;两者复合“冲抵效应”在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层面存在不同;在不同市场化程度及所有权性质的样本中其显著性存在一定差异。研究结论为政府与企业的相关决策提供理论指引。     

风险资本在中国医疗健康行业投资及退出情况研究

本文研究了近十年风险资本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投资和退出情况。通过具体的统计数据,主要从投资(退出)金额及增长率、投资(退出)数量及增长率和单笔投资(退出)额及增长率来分析近10年的行业投资及退出情况。本文也将近十年中国股市的发展变化和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退出进行了对比,发现了中国股市对医疗健康行业投资和退出的影响,同时也发现了医疗健康行业固有的行业特征。     

债务来源、债务期限结构与现金流的过度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采用1997～2004年206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这些公司的现金流非效率投资状况以及债务对过度投资的约束作用。实证研究发现:①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资对于现金流高度敏感,这种敏感性既不完全是代理成本导致的过度投资,也不完全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约束,而是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并存;②债务比例与企业过度投资支出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债务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有较强的约束作用;③在债务来源方面,商业信用由于存在再融资约束,能够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而银行借款由于受到政府干预使其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缺少约束作用;④在债务期限结构方面,长期债务由于期限长、比例小,因而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制衡作用较弱,缩短债务期限能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产生遏制。     

货币供求的金融抑制假说

金融抑制是一种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由于对利率和汇率人为管制造成的金融系统的效率低下的现象。由于利率和汇率的管制,降低了持币成本,导致了货币的过度需求,从而进一步使得货币增长率长期高于实际GDP和通货膨胀之和,这便是中国的货币之谜。本文引入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针对金融抑制现象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中国的超额货币需求和高货币增长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金融抑制的影响,并以金融抑制假说解释了中国货币超额需求。     

货币供求的金融抑制假说

金融抑制是一种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由于对利率和汇率人为管制造成的金融系统的效率低下的现象.由于利率和汇率的管制,降低了持币成本,导致了货币的过度需求,从而进一步使得货币增长率长期高于实际GDP和通货膨胀之和,这便是中国的货币之谜.本文引入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针对金融抑制现象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中国的超额货币需求和高货币增长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金融抑制的影响,并以金融抑制假说解释了中国货币超额需求     

房价、工资与资源配置效率——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房价不断提高这一现实背景,利用中国城镇住户微观数据,系统地研究房价对当地住户工资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对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会通过“生活成本效应”和“闲暇替代效应”显著提高当地居民的平均工资水平。同时,由于缺乏劳动生产率为支柱的工资上涨会恶化资源配置效率,本文进一步基于资本劳动比和要素扭曲的视角,考察房价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及工资在其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房价引致的工资上涨确实导致了我国过度的资本深化和过快的产业升级,并降低了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为房价影响工资和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来自微观家庭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权益资本成本与自由现金流量过度投资

本文从导致过度投资因素的角度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量水平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同时从抑制过度投资的角度研究了股权结构、权益资本成本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引入权益资本成本和股权"一股独大"和"多股同大"变量后发现,随着权益资本成本上升和股权的集中,过度投资水平下降。表明,过多的自由现金流是致使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企业综合风险增大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提高股东要求回报的提高,降低了管理层进行过度投资的动机;同时上市公司集中的股权降低了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降低了过度投资水平。     

政府干预、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源配置效率 ——来自各省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2006-2014年间中国大陆30个地区为研究样本,运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来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用扣除科教文卫的地方财政支出/地方GDP和地方土地出让金/地方GDP来衡量政府干预,构建了以增量资本产出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政府干预、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相关控制变量为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干预、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政府干预确实阻碍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外商直接投资额改善了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两者间存在抵消效应,政府推动下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被扭曲,根据实证结果最后提出应该简政放权,消除不适当的直接干预,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放松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控制内外资之间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