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物权法思考

在物权领域,浅层面的物权公平与物权效率并不矛盾.冲突存在于物权效率与高层面的社会公平之间,即物权效率自然发展导致起点不公平、机会不均等、结果不均衡.并且在这一交叉层面的"物权垄断"势能所产生的"马太效应"不可能熨平.通过物权社会化,让私人性物权效率提升为社会效率,则社会效率与社会公平能和谐一致.这种提升属政府管制时的限制,是在初次分配中重新界定权利,不是要素所有的分配,而且权利分配的财富调整功能优于再分配.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效率与公平的现实选择

领域中的效率与公平既对立又统一。对立性使两者顾此失彼,统一性使两者均衡结合。基于对两者的不同认识,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公平之路,效率之路,效率与公平兼顾之路。每一次选择都是对效率与公平关系深入认识和总结经济实践的结果。未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结合是处理两者关系的主要方向。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市场化改革,完善自由竞争机制;发挥政府调节作用,建立公平调节机制应是达到两者结合的有效途径。     

刍议初次分配领域公平的内涵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大背景下,人们却忽视了与效率密不可分的初次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转轨期,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分析初次分配领域中公平的基本内容,而具体分析初次分配领域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另外,由于初次分配领域中公平本身的不完备性,更需要进一步辨析其与再次分配的差异,以促成分配领域新格局,更好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收入分配改革:现状与反思

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为了抑制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阶段我国的政策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大力强调收入分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如何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以及公平在初次分配中的重要意义,成为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关系分析

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的重视。经济社会的背景和条件不同,公平与效率也存在动态均衡关系,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调整,能够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对收入分配中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探讨

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作为社会目标,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哪个优先或第一的问题,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互促和互补的关系.正确处理好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要根本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需要在市场公平基础上,通过利益机制来刺激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效率;在保持效率的基础上体现社会经济的公平原则;坚持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体和社会财富主体的地位,切实保障劳动者作为主体的各项权益.     

基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欠发达地区收入分配问题及对策研究——以贵州省兴仁县为例

效率与公平是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发展追求的两个主要目标.基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欠发达地区收入分配格局分析,发现欠发达地区收入分配存在如下问题: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公共收入与居民收入的不均衡增长、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的不均衡等.以贵州省兴仁县作为实例分析得出:树立"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理念以及把公平原则制度化,是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之道.     

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

本文在简要分析了效率与公平关系一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知识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认为在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在本原意义上是内在统一的、一体化的。但这种本原意义上的收入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的一体化,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生扭曲。为实现二者的统一,必须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     

论实现初次分配公平

初次分配公平是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要实现初次分配公平,必须遵循等价交换、平等竞争、按要素贡献分配和利益共享等基本原则。我国现阶段存在较多制约初次分配公平的现实约束,出现较严重的利益关系失衡,为此,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完善制度安排,促进初次分配公平的实现。     

初次分配中公平问题的探讨

收入分配的指导理念上要体现公平原则,公平和效率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效率强调的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强调的是分配的合理性,二者相辅相成,共存共荣。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必须高度重视分配公平问题,尤其是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     

正确认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当前，在社会财富分配差别过大的情况下，公平和效率又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公平和效率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必须遵守的两大基本原则，二者只有相辅相成，社会才能协调、稳定和持续发展。在分配领域，公平就是要做到合情合理，效率就是要根据投入（贡献）来获取报酬和收益。当前应更加注意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     

社会公平、和谐与经济效率

社会公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如何理解社会公平以及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本文试图澄清公平或正义的内涵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而对如何选择符合效率的公平原则提出建议。社会公平的本质是社会和谐而不是平等,由社会公平的本质可推出,社会公平的内涵至少包括正义的本质、正义的形式原则、正义的具体内容与实现正义的机制等四个要素。公平的具体内容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所适用的社会公平或正义原则应当是在强化“权利平等”和“按贡献分配”两大原则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偏向社会贫困群体。     

兼顾公平规则的产权与效率--旧制度经济学派公平效率观的产权分析

旧制度经济学派与凯恩斯主义的兼顾公平规则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虽然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但其内容和效率不完全相同。凯恩斯主义的兼顾公平规则有损财产所有权的排他性;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兼顾公平规则维护财产所有权的排他性,二者的产权特征不完全一样。兼顾公平规则对于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效率观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公平与效率的动态解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进入“黄金发展期”,但同时又处在“矛盾凸现期”——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各界开始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和政策进行反思,科学界定公平与效率的内涵,通过对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至十七大收入分配政策变化的回顾和对现状的剖析,动态、辨证地考察和解读公平与效率间的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致力于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公平与效率:现代社会追求的双重目标

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抉择是最大的社会抉择,人类社会就是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与协调关系中前进的。我国现阶段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具有合理性。但是,目前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审视实践可以看出,我们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在推进“兼顾公平”方面的力度还不够,为此,政府要把大力推进公平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     

“集体”农地、农民税权、福利与乡村自治：基于公民权的考察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一直在“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其实契约性集体与身份性“集体”的区别远远大于个人与集体之别,如果是契约性的,那么村集体对上可以制约官权、对下可以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如果是身份性的,那么“村集体”就是对下制约民权、对上依附官权的国家权力末梢,很可能形成先用强权“化（民）私为公”、再用强权“化公为（官）私”的中转站,最终不管是农民个人利益还是真正的村集体利益,都成为权力刀俎上的鱼肉。目前的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放任”地方的“土地协议批租制”,还是中央“管制”地方的“土地公开拍卖制”,首先都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权力还是地方政府权力）”为前提,否则只会陷入“国进民退-国退民退官进”的传统怪圈。农业税废除以后,政府对农民的索取仍然超过市民、而对农民的保护仍然弱于市民,以后改革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向“市民”看齐,更重要的是农民应该与“市民”一起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在“无公开不支付”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体化。要求地权属于农民的消极权利,要求社保属于农民的积极权利,不管是“用土地替代社保”还是“以土地‘交换’社保”,本质上都是对上述两种公民权利的侵犯。即使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先考虑城市人,最后考虑农民”的做法也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文明所容许的。目前乡村内生性的自组织资源极度缺乏,原子化的农户在与组织化的其他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就应该尊重农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论是血缘化、伦理性的宗族权利,     

论效率与公平的完全统一性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人们的认识已经从认为二者完全对立、不可兼得，发展到普遍承认的辩证观点。但是，我们应该在此进步的基础上更往前一步，认识到二者完全统一的本质关系。本文从学理、社会体制变迁和公平观念的历史演变三个角度论证了效率与公平的完全统一性。     

机会公平与政府责任

公平性的基本涵义是人人机会均等。提供公平公正的经济环境,是最大的公共品,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GDP高速增长的中国,如何实现真正的公平增长,保障全体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是政府紧迫的任务和责任。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市场准入、分配过程的公平。其实,就业公平与分配公平仍是结果,还有更深层的始源性的问题,如:就业机会公平要首先解决教育公平,市场准入公平需要解决公共权力的运行公正,分配公平首先要解决起点公平。这些都是不能由私人提供而要由政府努力加以解决的公共品,构成政府不容回避、不能缺位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