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路径分析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部地区要把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作为崛起的新支点,大力发展区域经济。要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结合中部各省实际,确定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中部各省只有正视建设国家主体功能区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体功能区与行政区的关系,完善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顺利推进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战略。     

全国主体功能区定位明晰 将列入政府投资

中共中央建议“十二五”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全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目前其功能定位已经初步明晰，并将列入政府预算的投资安排范围之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即将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讨论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专门列出一章，对未来五年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任务进行部署。     

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区域政策工具选择

为了缩小现阶段我国的地区差异,更好的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国家划分了四类主体功能区,即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并实施相应的区域政策和发展战略。本文在分析主体功能区建设必要性基础上,针对各类主体功能区的相应建设目标,探讨了区域政策工具的选择,推进四类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政策、制度原因分析

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惯性推动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这一状况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市偏向政策和城乡户籍分割制有着直接的联系。造成近年来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特色"日益突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城乡经济中实行了不公平的财税政策,从而使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为了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应尽快建立起覆盖农村较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     

中国区域发展战略转型与税收政策调整

本文在总结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重要转型期。在新时期,国家区域性税收政策的调整应与区域发展战略转型和国家区域政策导向相适应,更加强调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更加注重公平目标,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性税收政策,建立完善区域性特别税收优惠制度。     

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税收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日趋明显。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主要手段的税收政策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税收政策因素包括:税制存在缺陷、税收优惠政策逆向调节、税收返还制度设计不合理等。为发挥好税收政策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调节作用,当前应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收返还制度。     

金融支持生态主体功能区建设

正现阶段,生态主体功能区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且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具有重要的市场资源配置和经济杠杆作用,已成为沟通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关键媒介。在过去的几年中,金融积极投入、加大支持力度,在促进生态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这个过程也存在一些瑕疵和制约因素,限制了金融支持的效能。本文着眼于金融支持生态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现实问题,并就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

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落实和实施。其核心宗旨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因素,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在主体功能区战略下,作为促进地     

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税收政策的思考

在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大背景下,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薪酬激励制度与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手段备受关注.股权激励效应的充分发挥有赖于税收政策的大力支持与有效配合.而我国现行股权激励税收政策设计遵循的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未能有效地引导、促进股权激励的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股权激励税收政策设计目的与股权激励目标有冲突;二是股票期权计划分类不科学、税收政策导向不明确;三是授权日或行权日纳税的规定影响股权激励效用的发挥,极易诱发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四是股权激励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税收优惠力度不足;五是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有关股权激励的税收政策不协调.文章回顾了股权激励税收政策的已有研究,梳理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征税的国际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税收政策的建议.     

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农产品加工业有关税收问题探讨

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主动力,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产业支撑和战略选择.但是就税收政策而言,在支持范围、力度、效果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与国家产业政策有欠协调之处.针对这些不足,要进一步挖掘税收政策扶持农产品加工业的潜力,大幅提高加工水平和增值率;集成和优化产业政策,增强政府支农税收扶持力度;优化农产品加工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税收政策效应等.     

完善财政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及十七大报告中都明确提出了“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增强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     

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税收政策完善北大核心

我国老龄化、少子化背后的生育意愿降低,人口分布不均衡背后的区域发展不均衡,人口素质亟待提升背后的劳动生产率不高,是人口高质量发展亟待应对的三大挑战。减轻税收负担提振生育意愿,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优化人口分布,发挥税收的激励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将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格局的形成,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本文研究探索了一个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税收政策框架,包括从降低生育、养育成本上加大税收政策对家庭的优惠力度,从人口均衡发展角度增强税收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协调配合,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体现税收政策支持人才培养与促进高质量就业。     

动态

国家1国土空间将划分四类主体功能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5月24日在广东省惠州市召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在会上透露,正在编制的我国第一个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把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将在两年内完成,今年完成国家层面的布局,明年基本完成省级规划。此次会议明确了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主要任务:一是分析评价国土空间;二是编制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三是编制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四是提出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     

探索体制机制创新 推进首都经济圈建设

通过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和制度安排,推动京津冀区域内各主体间的互动与协作,探索深化区域创新协作的新机制和新模式,既是推动"首都经济圈"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战略路径,也是更好发挥首都特大型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构建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相协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研究

本文在明确界定财政转移支付的概念及其分类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建立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相协调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必要性,然后深刻剖析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在满足主体功能区上的缺陷与不足,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构建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相协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文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金融发展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认为在全国这个金融制度安排的背景下,内生于国家与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度安排,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文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金融发展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认为在全国这个金融制度安排的背景下,内生于国家与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度安排,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分析

杨格概括了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关系,但他认为这种相互作用关系是一种脱离均衡的运动。本文认为,如果将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理解为在理论模型中二者互为解释变量,可以将这种关系纳入均衡分析范式中。在给定外生变量条件下,即可求解均衡的交通运输发展规模与均衡的专业化生产规模。均衡规模理论上即是适度经济规模。当交通运输发展规模与专业化生产规模的实际状态处于失衡状态时,经济社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机制会使失衡自发地趋向均衡。由失衡趋向均衡的路径有三条：平衡增长战略;交通运输先行战略;交通运输滞后发展战略。如果技术条件或者制度安排发生重大变化,交通运输发展规模与专业化生产规模之间的均衡将会发生变动,即由旧的均衡趋向于新的均衡。规模报酬变动可以为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变动提供理论解释。     

金融安全的资源配置与制度安排

金融安全可以看作是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概念的延伸。中国金融业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较高的金融风险。我国在金融安全上存在的问题,是金融资源结构不均衡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具体表现为:融资结构呈间接融资偏大、直接融资偏小的不对称金融发展格局;银行业市场机构呈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寡头垄断的格局;银行结构与企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现象;贷款结构过分向国有企业倾斜;金融区域结构偏向大中城市,城乡资金配置失衡。为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应考虑从三方面进行有效的制度性安排:一是构筑金融安全的外部制度环境;二是建立以激励和约束为核心的资源配置主体;三是设计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中国金融业资产的规模与效率

通过在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能够综合反映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证明国家制度变迁对一国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会起到促进或制约的作用.当制度供给与金融资产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制度的需求达到均衡时,国家制度安排会优化金融资产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否则便会出现规模与效率的"反比"现象,从而回答了我国金融资产规模与效率之间为什么出现悖论的问题.我国应积极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实现金融体系多元化,对内开放,满足我国经济对多层次、多样化金融的需求,完善金融市场准入制度,优化市场参与主体结构,促进股票市场和银行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