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一体化程度与福利收益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70-2004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以消费风险分担来衡量的东亚地区金融一体化的程度,以及东亚地区在实现完全风险分担后带来的潜在的福利收益.相比OECD国家和欧盟国家,东亚国家和地区风险分担的福利收益是比较高的,因此可以得出东亚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一体化应进一步深化,但在开放金融的同时应加强银行和金融市场监管的合作,以促进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的结论.     

互联网时代下消费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设置虚拟变量将互联网消费金融纳入分析框架,进而结合作用机制与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分析消费金融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消费金融总体上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且互联网消费金融与传统金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性;在消费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中,消费起到了一定的中介效应。据此,社会各界应通力合作,深化消费金融市场改革,加强产品及服务创新,普及信贷消费理念,推动消费金融良序发展。     

中国消费风险分担偏低之谜

居民部门福利水平,不仅决定于收入与消费的绝对水平,也取决于其波动水平即风险程度。通过金融市场和财政转移支付而实现的收入的交换流通,以降低本地消费与本地产出的相关性分担本地产出波动导致的居民消费的风险。本文计算了1985—2011年中国消费风险分担的趋势,发现中国省级消费风险分担水平偏低而且增加趋势不明显。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采取的地方保护行为,严重抑制了财政转移支付和银行信贷市场在分担消费风险中的作用,直接造成了中国较低的消费风险分担水平。而金融业的国有化,则没有呈现出类似的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中国未来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东亚消费风险分担的度量及潜在福利分析

文章利用1970-2004年的相关数据,度量了东亚13个经济体的消费风险分担的程度以及东亚地区在实现完全风险分担后带来的潜在福利收益.实证结果表明:东亚区域资本市场在平滑GDP冲击方面的作用非常小,对区域借贷市场虽有一定的作用,但较为有限,这说明东亚的消费风险分担程度还相当低;相比OECD国家和欧盟国家,东亚各经济体风险分担的福利收益是比较高的.     

基于消费风险分担模型的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程度的实证分析

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来,中国与东盟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金融合作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本文运用衡量金融合作程度的主要方法——消费风险分担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国家1999年-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程度较低,尤其是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结论,并对其成因进行解析,以期能够为进一步加强彼此合作提供参考。     

金融生态环境、财务风险与银行信贷决策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司财务风险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在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财务风险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论表明,银行能够有效识别公司的财务风险并据以做出正确的信贷决策,并且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提升银行对财务风险不可控公司的信贷决策效率,但是其在提升银行对财务风险可控公司的信贷效率方面作用并不显著.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中国的金融发展.我们利用中国1978年以来的数据,通过计量研究发现,产权改革、法治水平的提高以及金融的自由化,将有利于增加私人信贷,但对整体信贷量以及金融深化并无显著的作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提高私人信贷水平,而且对于整体信贷量的提高以及金融深化都有显著的作用.本文的结论是:构建合理的制度体系是中国金融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我国农业支持与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再思考——基于整体性的多变量协整系统

把农民收入和消费及财政支农和农村金融置于一个框架下进行了考察。基于1978—2008年数据拟合的多变量协整模型较好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经济的特点,结果表明,农业财政和金融在长期可显著提高农民收入,金融信贷在短期可有效扩大农民消费,并且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保证了内源融资的效率;消费方程反映出我国农民消费具有短视性特点,对同期收入过度敏感。     

金融能力、信贷约束缓解与家庭消费——地区差异的视角

随着扩内需改革的深化和消费环境的改善,关于家庭消费升级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有助于缓解家庭信贷约束从而促进消费,这种作用受家庭内部金融能力的影响,并表现出地区差异.本文分析了居民金融能力对家庭分类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居民金融能力对家庭总消费,尤其是其中的质量型消费,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就居民金融能力作用于质量型消费的程度而言,城镇地区明显大于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大于东、中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信贷约束后家庭的正规负债、财富以及社会资本中的亲缘关系能够解释金融能力对总消费和质量型消费的促进作用.     

人口老龄化会提高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

本文选用1984-2012年共37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从人口结构变迁的视角分析主权债务违约的成因.结果发现:短期债务会提高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而政府总债务对其影响并不明显;通货膨胀率也会提高主权债务违约概率,而其他经济变量对其影响并不明显;政治风险会增加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而外部金融环境对债务违约没有带来显著影响;人口结构对主权债务违约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来说,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时,其对主权债务违约影响不明显,但当人口老龄化程度越过“门限值”时,则会显著提高主权违约风险.     

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溢出效应——基于出口复杂度算法的实证研究简

基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算法,选取中国2000-2012年相关数据,分析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没有影响,不存在溢出效应;长期内,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但其溢出效应具有滞后性;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会影响金融发展。基于此,实现中国金融业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长期可持续溢出效应,应完善金融体系,做大做强金融业;合理引导金融机构贷款投放,加大信贷支持;推进多层次资金市场,拓宽投融资渠道。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来自中国农信机构的证据

本文从农信机构贷款支农的角度出发，探究数字金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市场竞争，进而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理论部分基于市场势力假说，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放贷行为的影响；实证部分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的县级指数与县域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数据相结合，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结论如下：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激励当地农信机构提升涉农贷款和农户贷款的投放规模和增长速度，表明数字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了“鲶鱼效应”。第二，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支农力度的正向影响主要来源于竞争激励机制，而现阶段数字金融难以在技术上对农信机构起到示范作用。第三，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还有助于降低农信机构的贷款利率，让更多的涉农主体享受到利率更低的信贷服务，真正推动农村正规金融服务的“普”和“惠”共同实现。     

基于信用创造机制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风险分类及法律监管

金融衍生市场具有信用创造功能,其货币创造原理、抵押品、证券化程度以及对信用扩张能力与商业银行传统的信用创造机制相比有很大的区别。独特的信用创造机制放大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面临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从而增加了系统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重新构建我国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后监管的框架,是达到对系统性风险有效监控的必然选择。     

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理论与实证

金融发展通过风险管理、信息收集处理和传递、激励监督和约束、动员储蓄和信用创造、便利交易和推动专业化等五项功能的完善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通过扩大市场需求、增加盈利空间、降低交易成本、优化信息传递、改善制度环境等方式推动金融发展,两者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根据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原理和指标体系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运用我国1992～2010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深化与技术创新的两项指标、金融效率与专利授权数、金融结构和研发投入之间具有显著良性互动关系。     

银行业竞争、客户筛选与村镇银行二元绩效：传导机制与实证研究*

村镇银行承担着支持“三农”和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使命,但关于银行业竞争对村镇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较少。利用江苏省县域村镇银行2008年至2013年的面板数据,在数理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银行业竞争对村镇银行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显著降低了村镇银行的财务绩效,但显著提升了社会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改变村镇银行市场定位和客户筛选行为的作用机制,影响村镇银行经营绩效。因此,应坚持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并建立更加精准的补贴机制,促进村镇银行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提升社会绩效。     

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风险管理中存在的悖论

利率、汇率波动的加剧,使金融衍生市场的风险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金融风险定价理论和资产组合技术的支持下,金融衍生工具已成为防范基础性金融风险的有效工具。但金融衍生工具在用于金融风险管理中也存在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基本金融风险。不仅存在着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的替代性,还存在着加大金融风险总量的可能。金融风险管理的实质是寻求风险损失与风险收益的平衡。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效应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水平效应（弱效应）和增长效应（强效应）；衡量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正面影响的基本标准是水平效应。本文通过对1978—2010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生产率进步具有正的水平效应和负的增长效应；说明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递减的正面影响——金融发展更多发挥了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推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对较弱。     

融资约束下财务柔性对公司信用风险的作用机理

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在融资约束下财务柔性对公司信用风险的作用机理,提出了"财务柔性缓冲"的概念;然后使用2009—2012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财务柔性对企业信用风险的缓冲作用。研究结果显示:财务柔性对缓冲企业的信用风险具有积极作用,且这种效应与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程度密切相关。指出: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融资受限的中国企业可通过提高财务柔性持续有效地降低其信用风险。     

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干预与银行信贷风险研究

金融危机冲击导致经营环境恶化,银行信贷萎缩,在政府施加的指令性贷款和自身经营利润最大化的双重任务约束下,银行道德风险增加,贷款资金投放背离政府救市意图。文章在一个双重任务约束模型框架下分析了危机中政府干预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风险的影响,根据任务之间的关联度对银行的激励行为做出拓展性解释。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干预没有造成不良贷款的上升,但对信贷规模的扩张存在明显影响,长期将造成银行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潜在风险的上升。     

农地确权、信贷配给释缓与农村金融的深度发展*

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环境层面的变革，农地确权帮助更多农户进入金融市场、促进农村金融宽度意义上的“量”变作用已经初步显现。但是，它是否可以提高农户贷款数量，缓解信贷配给并促进农村金融深度意义上的“质”变？这是一个重要但鲜有研究的问题。本文从供给、需求、交易成本、价格、风险配给等角度，分析了农地确权缓解信贷配给、促进农村金融深度发展的理论机理，并通过有序多分类变量回归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户金融参与深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因降低信息成本而缓解价格配给，因弱化农户的损失规避心理而缓解风险配给；同时，数量配给和交易成本配给的释缓作用尚未充分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