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经验研究

利用1999-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工具细化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实证分析了市场化进程、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显著为正,但是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建议根据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制定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差异性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我国环境规制的历史、制度演进及改进方向

我国环境规制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以命令与控制政策进行规制阶段到经济激励政策推广应用阶段,再到以信息披露为特色的政策创新阶段的演进。文章认为,未来我国环境规制要在工具选择、成本收益分析制度和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政策整合这三个方向上逐步完善。     

政府经济规制工具:一种政策工具的应用性研究视角

政府经济规制工具由时行业进行间接干预的经济规制政策和对行业进行直接干预的经济规制工具构成.应用经济规制工具的理论阐释主要是由福利经济学和分配正义理论及政治的与官僚行为的理论组成.我国应用政府经济规制工具的思考及导向:要克服传统经济规制工具弊端,应用激励性规制工具;预防反竞争的行为;完善经济规制工具的信息管理;应用有效竞争理论下的经济规制工具来减少经济规制成本;应用亲竞争规制工具.     

我国环境政策比较分析

目前，我国的环境政策以政府规制为主，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无法构成生态经济繁荣的持久动力，亟需开征环境税、排污许可证交易、环境补贴等一系列经济激励措施。同时发展以第三方力量为主线的中间机制，有机协调市场与政府关系，建立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样化的环境政策促进机制。     

我国对企业的环境规制效率分析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企业实施的环境规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然缺乏效率。因此,通过对我国环境规制的现状和环境规制低效的原因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对制定适用于我国的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提出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与实施：一个述评

本文是关于环境规制工具选择和实施的述评。在文章主体部分，我们评价了经济学家尝试从规范式定理向选择和实施现实世界的环境规制工具的转移过程。此外，我们还探讨了一些经济学家感兴趣的环境规制问题，如环境规制权威的集权与分权、国内环境政策的国际影响、以及实施等问题。最后，本文对“命令一控制”型规制工具与基于经济激励的规制工具作了一些总结性的评论。本文所综述的内容对于还没有广泛使用市场化规制工具，而又面临巨大环境压力的中国来说，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波特假说的绿色创新激励研究

波特假说颠覆了传统经济学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理论框架,从一个全新视角解释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竞争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基于波特假说及其主要争议,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下外部环境成本一收益变化,判断环境规制是否在强、弱绿色创新激励作用下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同时比较了两种互异且相辅相成的规制政策类型,旨在形成适宜、灵活的政策工具组合,以更好地激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本文在阐述环境规制影响分析的理论基础上,介绍了美国环境规制影响分析的方法,及其在环境规制政策目标效率的评估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选择中的应用。建议我国借鉴美国环境规制影响分析的经验,引进环境规制影响分析的理念和制度。     

环境规制对我国省级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是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环境恶化两难困境的重要工具,环境规制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能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的问题。运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探讨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U 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扩大国际贸易规模加快发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影响。门槛检验结果发现,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由抑制转为促进,又转为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基于东盟国家的实证检验

利用2010—2017年东盟国家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考察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目前阶段,东盟国家环保关注度和环境政策措施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而环境政策级别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为了研究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在基础模型的基础上,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激励性政策规制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政策创新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创新政策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工具变量估计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于政策质量型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创新升级驱动效应、产业结构驱动效应和市场发展驱动效应的调节。在全国层面上和政策质量型区域，激励性政策规制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提升知识资本水平实现。     

规制工具选择及其成本有效性

规制工具是为达到规制目标的政策手段。由稀缺性引发的成本节约问题必然转化为最优规制政策的选择。从规制的服从成本、监督与实施成本和间接成本的角度,分析价格规制和准入规制的不同形式的成本有效性,并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通过引入规制影响评价制度,以及通过组合规制工具使规制工具与规制目标相匹配,可以提高规制工具的有效性。     

环境规制的法律政策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个人们普遍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如何制定和实施法律规制政策以应对来自经济、生态和社会承载力方面的挑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由于环境法律政策涉及生态、技术、社会和经济现实状况等多方面的复杂性,因此,深入理解经济学和法学的相关知识是设计良好法律政策的关键。本文运用经济学的方法,从分析环境规制的内在动因入手,研究环境规制的相关法律政策,并结合实际提出我国应在传统直接规制和运用环境税收手段的基础上,逐步引入旨在创造激励机制的基于市场的法律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能力——基于资源型企业的实证研究

资源环境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资源型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措施。基于技术开发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视角,利用2002-2012年的资源型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技术开发能力有显著的诈向影响,表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增强开发能力;但是环境规制水平与技术转化能力负相关,表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阻碍了技术转化能力,因此应制定有针对性地环境规制政策。基于此,针对资源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出了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等政策建议。     

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地级市经验证据的分析

在已有关于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中,鲜有考虑隐性经济这一重要因素,而隐性经济本身不仅会带来环境污染,也会削弱环境规制的实际绩效。因此,纳入隐性经济这一重要因素,从隐性经济的视角出发,以中国24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多指标多原因法和熵值法测算中国2007—2017年245个地级市的隐性经济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强度在隐性经济视角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而环境规制强度和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项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总效应则取决于直接的负向效应和间接的正向效应的净效应。隐性经济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隐性经济规模扩大会进一步恶化环境污染状况。     

环境规制中的规制俘获与对策研究

在环境规制过程中，污染企业和相关利益集团通过游说环境立法机构，使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法规，即通过规制俘获降低治污成本，获取竞争优势，但这有可能导致环境规制失效。因此，研究环境规制中的规制俘获问题，揭示其制约因素，有助于完善环境规制制度，提高环境规制效率。影响规制俘获可能性的因素包括污染企业相对其他利益集团的影响力、环境规制制度安排和规制政策选择。针对这些因素采取对策可以降低规制俘获可能性，提高环境规制效率。     

环境规制下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分析研究

通过梳理辽宁省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规制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阶段环境规制下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的状况，运用环境规制工具对海洋环境规制绩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由于各区域对海洋生物资源经济驱动力相对较低，导致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海洋产业竞争力的效果不明显。因此提出，加大资金投入，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培养海洋科技人才，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完善海洋环境规制体系，发挥政府职能作用3点发展建议，以此完善海洋环境规制体系，从而提高环境规制效率。     

环境规制、产品空间演化与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基于实证产业组织和演化经济地理研究范式,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内生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框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创新性地基于非线性工具变量的控制函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污染费征收对于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精准的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产品相关性与城市产品相关性是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产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规制的激励创新效应,并且不同城市的企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在潜在作用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内生影响企业TFP、企业的行业技术赶超、优化行业资源配置等渠道显著影响了企业导向性绿色技术创新。本文认为,导向型环境规制与城市产品空间演化是引致我国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省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和财政分权条件下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分析表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财政分权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存在明显差异,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在“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中尤为显著。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以及与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我国应优化财政分权制度与地方官员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工具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在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跨区域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补偿机制。     

环境规制、环保投入与中国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问卷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6 年12 城市中国企业的调查问卷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及其强度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稳定、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中国企业有能力承受更高的环境标准,预示着我国的污染控制政策对企业实现污染减排起到了积极作用;环保投入与生产率实现"双赢",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了环保投入可能具有的内生性是否会导致估计偏误;不同行业、规模和区位的企业面对环境规制,其生产率有不同的表现,表明不同的企业对环境规则带来的压力的消化能力有差异.本文的研究为针对企业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如何操作的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