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属性研究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时蕴含着生态思想和女性主义批评视野,因为对当下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成为当今学界最为热点的文学批评流派之一。它标志着女性主义批评话语从政治权力话语向大视域的自然伦理话语转向,及从逻各斯中心主义政治批判向逻各斯中心主义泛文化批判的转向。正是因为对关乎全人类福祉的生态问题的积极参与,女性主义批评才彻底走出单一性别言说的狭隘境地,走向以捍卫生态正义为目标,以重建人类与自然关系、男性与女性平等关系为宗旨的生态伦理社会实践运动。     

论区域环境治理及其体制机制构建

传统的以企业或项目为管理对象的点源环境治理与环境问题的区域化日益相悖,环保历史与现实理性呼唤新的环境治理模式,与点源环境治理相结合的区域环境治理体制机制亟待建立。区域环境治理是指以自然区域整体为治理对象的环境治理模式,分区治理和合作治理是其基本要求和特点;需要建立环境分区治理机制、区域环境整体治理机制、区域环境合作治理机制和区域环境管理体制,四者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环境问题的特殊性要求按自然区域进行分区治理,每个自然区域必须作为一个自然整体进行治理,不同的自然区域以及自然区域内的各行政区域之间必须相互合作,实现区域合作需要建立有效的区域环境管理体制。     

环渤海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制化思考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新课题,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制化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之一.通过对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法制化存在的问题与障碍分析,提出生态补偿机制法制化的基本思路,并且在加快环渤海区域有关生态补偿立法,完善区域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制度、完善环境资源税费制度、推动生态补偿方式多元化、理顺管理体制和生态补偿政策体系等5个方面提出了促进环渤海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制化的具体措施.     

农村环境治理:问题检视与法律应对

农村环境治理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课题。通过对安徽省L县的实地调研发现,农村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环保指导思想有偏差、相关主体环保意识淡薄、社会力量参与较少、监管方式存在弊端、环境保证金泛化使用等问题。为此,需要健全农村环境治理法制,树立正确的农村环保指导思想;坚持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同时,创新农村环境监管体系,在合理运用环境保证金的同时,充分发挥非法律规范的作用。     

环境安全及中日环境合作

结合西方环境安全理论,探讨造成我国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日本的环境治理以及中日环境合作的地区化动力和合作机制。     

环境治理中政府机制有效性的制度分析

长期以来,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当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失灵时,利用政府机制可以有效弥补二者的缺陷。然而,环境治理的政府机制是否总是有效,在环境治理的理论研究中,很少有涉及到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通过利用制度分析的框架对环境治理中政府机制的作用机理、有效性、作用条件等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并就提高政府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给出了具体对策。     

武陵山民族区域环境自治与绿色发展机制创新

环境自治以绿色发展作为目标和职能,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在少数民族区域环境治理活动中发挥作用,它是社会自治在生态环境领域中的特殊体现和具体样式,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目标下的环境自治要使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得到融合,故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健全环境自治的法制体系,要严格环境准入、坚守生态红线,进一步发挥更应发挥市场在绿色发展中的主导机制,同时还要强化民生基础,提高绿色发展的机制创新能力。     

上市公司环境治理的现状与对策

公司环境治理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上市公司环境治理问题主要表现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不完善,缺乏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市场约束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监督。改善上市公司环境治理需要培育良好的环境治理的外部社会制度环境,倡导环境责任投资理念,加强利益相关者与公民的参与,完善上市公司环境责任报告。     

数字化水平、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环境治理离不开政府、企业及公民的共同参与,而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各行业都在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数字化发展势头迅猛,可能会对环境治理领域产生影响。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数字化水平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对环境治理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政府出台环保政策能够提升环境规制力度,数字化水平能够通过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作用,即政府环境规制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建议政府重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化科学决策机制,拓宽数字化信息收集渠道,以此提升数字技术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深度,坚持政府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重,以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江海共治的水环境治理区域合作机制探讨

长三角地区水环境治理的突出问题是流域源头地区生态性贫困与河口贫困性生态并存、跨界水污染严重、江海水环境分治,暴露出缺乏区域合作的江海分治制度的局限性:在部署流域水污染防治时,往往忽视起决定作用的海湾河口水环境容量;在部署海湾河口水环境治理时,往往由于区域限制而力不从心;水环境治理中容易诱发相关区域多种形式的非合作排污博弈。因此,必须坚持江海水环境治理一体化理念,构建长三角跨省泛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创建三位一体的江海水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即区域入江入海污染物通量监测机制、水环境区域补偿机制和泛流域水质交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