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低碳技术研发模式的比较--基于斯塔克尔伯格产量竞争的研究

封闭经济中有一个领导企业和多个跟随企业,且领导企业低碳技术自主研发效率较高,可选择的研发模式有研发竞争与研发合作。通过构建研发竞争与研发合作下政府设定碳税税率、企业确定研发水平和产量水平的博弈模型,比较研发竞争与研发合作下净碳排放总量、企业利润和国家福利变化,发现较之于研发竞争,若自主研发成果不能在企业之间溢出,研发合作下净碳排放总量、企业利润和国家福利均不会发生变化;若自主研发成果可以在企业之间溢出,研发合作下净碳排放总量较多、领导企业利润较低、国家福利较高,跟随企业利润是否会下降要视跟随企业数目和自主研发效率、自主研发成果溢出率而定。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研发竞争动态博弈

利用Chevalier-Charfstein( 1 996)模型中的产品市场动态圆形城市模型 ,将Rosen( 1 991 )研发竞争古诺静态模型作了两时期四阶段动态推广。我们考虑了差异产品的动态研发竞争 ,更好地揭示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研发竞争的动态性和长期性 ,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由于资金投入的差异造成 ,并不必然由于成本差异造成。     

溢出效应下企业合作创新与自主创新的博弈分析

本文分析了溢出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建立模型分析了在存在溢出的情形下企业合作创新与自主创新的利润、产量、价格和研发投入,得出合作创新为企业的占优策略的结论。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选择——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视角

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视角,着重讨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选择。研究发现：（1）在古诺产量竞争或者斯塔克伯格领导者-跟随者产量竞争情形下,管理层持股（MBO）比员工持股（ESOP）更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当并购效率较高时,国有企业采用并购民营企业的方式实现混合所有制相比MBO和ESOP这两种方式更有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2）在伯川德价格竞争情形下,当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股占比界于0~06,或者界于068~1时,采取MBO方式比ESOP更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当国有股占比界于06~068时,则应该鼓励以ESOP的方式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但是,不管国有股占比和并购效率如何,采用并购民营企业的方式是最优的。     

不确定条件下区域间合作研发与独立研发的策略选择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具备理性经济人性质的区域会因自利而独力研发.而博弈论的无名氏定理认为经济人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总能导致合作.本文针对这两种理论提出一个基于期权理论之上的区域间合作研发模型,该模型指出:只要存在不确定性和区间竞争压力就必定会有区域间合作研发,而区域利益最大化更是区域间合作研发的源动力.     

横向兼并的均衡分析：对价格、利润和福利的影响

本文在Salant古诺模型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来分析横向兼并对企业利润、市场价格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但是,与Salant模型不同的是,本文不再假定企业在兼并前后始终保持古诺竞争策略,而是假定当兼并发生之后新企业采取的是斯塔伯格竞争策略,而未参与兼并的企业仍然采用古诺竞争策略。结果表明：参与兼并的企业存在很强的兼并动机,而且对于企业而言有利可图的横向兼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降低市场价格,也有利于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增长。     

不完全信息的古诺模型分析

古诺模型是最早、最重要的寡头垄断模型。古诺竞争是一种博弈,关于完全信息的古诺竞争已有定论。近年来,关于不完全信息的古诺竞争研究也逐渐多起来。本文分析了目前教科书中的一个错误,并将不完全信息的古诺模型做了推广。     

古诺竞争条件下的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

结合我国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支出上的变化趋势,在异质产品古诺竞争模型基础上,比较了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对本国福利的影响。分析表明,本国企业的自主研发既能够提高自身的利润水平又能够提高本国社会福利水平。当本国企业效率较高时,本国企业的自主研发会较大的提高本国社会福利水平;当本国企业效率较低时,引进外国企业技术会较大幅度的提高本国社会福利水平。     

经济学系列讲座(五) 卡特尔:寡头合谋现代产业

本讲重点关注寡头之间的合作策略或合谋问题。寡头合作策略的理论基于卡特尔理论。一、卡特尔协议1 .市场结构和卡特尔协议市场集中度。经济学家在构建古诺模型和伯川德模型时 ,运用了不真实的行为假设 ,目的是为了避开建模的困难。这些假设是 :寡头们虽然认识到它们之间相互依赖 ,但同时又认为竞争对手对自己的产出 (古诺模型 )或者价格 (伯川德模型 )不会有反应 ,它们的行动都是建立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推测变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假定一般化 ,但是它过于简单 ,难以说明复杂的市场运行问题。一旦集中度达到一个关键的水平 ,寡头们将…     

人民币升值与出口企业研发活动的博弈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博弈模型研究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当本币币值较低时,企业偏好于扩大市场份额而非提高生产效率。随着本币升值,技术含量低且生产方式较为粗放的行业中,企业倾向于由开拓市场转向过程研发以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利润率;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均较高的行业中,企业侧重产品研发以应对升值。本币升值幅度较大、行业内竞争比较激烈时,出口企业会放弃研发活动维持现状,或采取非技术手段压缩成本、拓展市场。因此,建议人民币适度升值以促进出口企业提高研发活动质量。     

基于不同保护目的的最优关税分析

从不同的保护目的出发,可将最优关税区分为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税。假定一个国家自身生产一种产品,同时进口另外一种产品,且两种产品的质量不同,分析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税问题,结果发现：第一,如果本国的产品质量较低而进口的产品质量较高,那么,无论企业之间是进行Bertrand竞争还是Cournot竞争,假如国外企业的效率较高（低）,那么最大收入关税大（小）于最佳福利关税;此外,Cournot竞争条件下的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税分别高于Bertrand竞争条件下的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税。第二,如果本国的产品质量较高而进口的产品质量较低,那么当本国企业的效率较低（高）时,最大收入关税高（低）于最佳福利关税。     

促进R＆D活动的税收和补贴政策工具的有效搭配

现有的R＆D竞争方式、合作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事前补贴措施或者与事后税收相互搭配的措施也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R＆D活动的市场失灵,而无法带来社会所期望的结果,它们不能完全根治市场机制在激励R＆D活动方面所产生的失灵一即很难存在最优的市场结构驱动企业从事社会所期望的R＆D活动以及完全消除R＆D活动的知识溢出。既然R＆D活动所产生的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结构和R＆D活动的溢出造成的,那么根治的“药方”也应遵从这一思路出发,对企业从事的R＆D活动进行事前补贴和事后补贴搭配：事前补贴主要弥补企业从事R＆D活动时信息溢出所带来的损失,事后补贴则主要解决市场结构导致创新产品竞争的不充分,这两种政策措施的有效搭配是为了试图消除R＆D活动在研究阶段以及开发阶段的市场失灵,以引导企业从事社会所期望的R＆D活动。     

基于网络结构分解视角的区域R&D活动效率评价

基于网络结构分解的视角,通过构建不同假设条件(CRS/VRS)下的关联网络DEA模型,对我国区域R&D活动效率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区域R&D活动效率,无论是技术效率还是纯技术效率,都普遍偏低,而且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经济转化过程并不是R&D活动效率普遍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科技研发过程与经济转化过程之间不仅缺乏必要的联系,而且存在显著的不协调性;相对于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而言,较高的规模效率并没有导致区域R&D活动效率的过度低下;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R&D活动效率不仅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而且其内部差异也非常显著。     

低碳技术进步对安徽省碳排放影响的研究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考察了安徽省碳排放的相关问题,在分行业的层面上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得出结论：安徽工业行业经济规模同其碳排放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同其低碳生产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同时研究发现行业的对外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不大,但是能源价格却与碳排放之间有着负相关关系。在R＆D活动方面,多数的安徽省工业行业在CCR模型下得分较低,但在BCC模型下相对较优,这表明工业行业的R＆D规模效率较为低下。     

区域研发、知识溢出与中国经济增长——区域研发宏观效应评价

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及小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区域一宏观”联系机制,把区域研发活动与国家宏观经济活动联系起来,研究中国八大区域研发投入的宏观效应。主要结论为：中国区域创新活动存在着较强的空间聚集趋向,区域创新正向溢出不断加强;八大区域研发投入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微弱,并且影响形式也不完全一样,北部沿海地区及东部沿海地区研发投入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明显。     

产业资本结构与战略性R＆D贸易政策——基于差异化产品的双寡头博弈分析

本文基于产品差异化,通过构建双寡头竞争模型,考察了资本结构和产品差异化对政府R＆D政策的影响,发现在出口竞争产业中,政府R＆D补贴不仅能促进本国厂商R＆D产出,还能降低外国厂商R＆D产出。同时,产业中外资的存在,使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阈值效应;随着外资比例的变化,政府的最优政策或为R＆D补贴或为R＆D征税或为支持自由贸易。而且产品差异化程度还会影响政府R＆D补贴或征税的范围及力度。     

我国研发团队成员特点及激励措施

研发团队是企业创新的源泉,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激励,关系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研发团队由不同技能、不同性格的知识型员工组成,对研发团队的激励,最终还是落脚于对团队中的个人进行激励。根据研发团队不同于普通团队的特点,拟采取的系列激励措施为:工资报酬与奖励,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有挑战性的工作,公司的前途。     

搁置成本与竞争效率——兼论中国电力产业改革

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公共事业改革浪潮在20多年里席卷了全世界,打破垄断、引入竞争被多数国家用来解决公共事业的效率问题。然而,改革也给管制者和经济学家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中,搁置成本被看作是管制者所面临的棘手的问题之一。本文将通过古诺模型来说明搁置成本对竞争效率的影响,并结合中国电力市场的特征来探讨解决搁置成本问题、提高竞争效率的可能性。     

董事会治理、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治理效率

以往在研究董事会治理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时,并没有考虑产品市场竞争因素,得到了不尽一致的研究结论。文章将产品市场竞争纳入公司治理效率的研究框架中,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GMM估计方法,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0年相关数据,全面考察了董事会治理、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治理效率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治理与产品市场竞争单独发挥作用对公司治理效率的提升作用有限;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产品市场竞争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独立董事比例与产品市场竞争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