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与高技术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测度2012—202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高技术上市企业年度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从技术市场发展角度出发，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旧成立；技术市场发展在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夯实企业创新基础；完善技术市场，推动企业成果转化；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提高中西部企业竞争力，以此促进高技术企业持续创新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江苏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材料既是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又是催生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物质先导。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下我国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可催生诸多新模式、新业态,助推科技进步、保障制造业多方位转型升级,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多链贯通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新材料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本文梳理了部分数字基础设施所涉及的新材料门类,剖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江苏新材料产业发展的提升作用,并针对性提出了产业发展意见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后发城市经济追赶——基于城际创新合作的视角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专利申请微观层面数据和212个后发城市地级市层面数据,构建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后发城市经济追赶的影响效应,并从城际创新合作视角探析该影响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缩小后发城市与先发城市的相对经济差距,而且促进了后发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水平、地理区位等追赶情境差异均会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经济追赶的助推效应。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城际创新合作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后发城市经济追赶的重要渠道。并且,城际创新合作机制呈现出普惠发展与质量提升的双重特征,从合作城市看,不论与先发城市还是后发城市进行创新合作,均能促进后发城市经济追赶,而从创新类型看,主要通过实质性创新合作而非策略性创新合作助推后发城市经济追赶。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伴随数字技术应用逐渐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已然成为提升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新赛道”。基于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有直接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在不同生产要素密集类型的产业链中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链>资本密集型产业链>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存在基于数字经济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据此，提出加快制造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进程，构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共同体，以期为政府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助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碳中和作为环境治理的目标被提上日程,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亟待探讨。选取2014—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环境规制的中介路径与绿色创新的调节效应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和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之间的异质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降低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绿色创新在数字经济通过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不同绿色创新水平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同;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显著抑制碳排放强度,而产业数字化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呈“U”型变化。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对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借助数字经济实现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面板数据,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正向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支持对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不同细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构建全方位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升融合效能;聚焦重点领域,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创新;聚焦制度创新,释放政策红利。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多种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且这种提升效应在东部和南方地区以及大城市更为明显。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机制;信息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关系。为此,应积极推进数字生态赋能创新发展,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特征事实,考察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微观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拓展了Hsieh和Klenow(2009)对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测算框架,测度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我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水平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变化态势;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一般城市和人口规模小于等于500万人的城市内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重点城市和人口规模大于500万人的城市内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国有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垄断性行业内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竞争性行业内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研究创新:利用企业实际产出规模与最优产出...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是制造业结构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2011—2021年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影响。其中,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对其合理化的影响作用,大湾区城市群的情况则相反。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特征。劳动技能结构提升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影响机制。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应用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和数字化发展环境等维度存在差异。各地应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完善城市群内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协调联动,健全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产学研合作、集聚效应与企业创新质量

产学研合作能够产生创新要素集聚效应,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2012—2020年制造业联合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产学研合作对企业的创新质量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机制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通过创新人才集聚和创新资本集聚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省会城市,省会城市产学研合作对创新人才、创新资本集聚效应提升作用更显著;高技术行业对于创新人才集聚效应较强,对创新资本集聚效应的影响低于非高技术行业。研究结论对制造业等实体企业如何开展高质量创新活动及政府部门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促进企业数字创新吗？

以2010～2020年我国77个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和238个非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2712家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实现条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且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质量基础设施、高等人力资本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创新的主要传导路径；市场分割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中产生负向调节效应；随着质量基础设施、高等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作用呈现“边际递增”特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与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据此，应加快完善数字知识产权管理框架，构筑“一站式”质量基础设施基站，发挥区域联动治理功能，促进企业数字创新。     

"新基建"、创新质量和数字经济:基于中国省级数据实证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新基建投入.研究聚焦于新基建对数字经济影响的理论机理、实际影响及地区影响差异.理论分析得到数字经济不仅通过直接传导路径,而且通过创新质量提高和空间溢出等间接传导路径赋能数字经济发展.实证分析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构建新基建投入、创新质量和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     

"新基建"、创新质量和数字经济:基于中国省级数据实证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新基建投入.研究聚焦于新基建对数字经济影响的理论机理、实际影响及地区影响差异.理论分析得到数字经济不仅通过直接传导路径,而且通过创新质量提高和空间溢出等间接传导路径赋能数字经济发展.实证分析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构建新基建投入、创新质量和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     

大数据治理对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中国战略下,推进数字产业发展,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4～202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大数据治理对数字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大数据治理促进了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的流动和扩散对相邻城市和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城市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大数据治理对中部地区城市和城市群城市数字产业的作用更为显著;创新产出、技术效率以及经济集聚是大数据治理影响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应推动大数据治理的产业价值挖掘,建立健全大数据治理统筹协调机制,优化数字中国整体战略布局,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     

数字化转型、技术溢出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

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技术溢出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成为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中更显著。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积累创新知识，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应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降低技术溢出门槛，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

构建包括STIRPAT模型、调节机制效应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框架,基于2011—2019年中国东部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助推城市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多重传导路径,考察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效果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不仅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基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通过纠正资本错配、强化绿色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途径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金融通过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促进本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研究结果,针对数字金融发展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范式,以行业高渗透性和颠覆式创新特性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机遇。能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因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宏观方向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微观方向是实现制造业的数智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其中,数智化转型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服务化转型代表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理念;绿色化转型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现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构建数字基建,完善数字产业,为转型提供硬件设施和配套环境;坚持创新驱动,科技引领;注重制造业数智化、服务化、绿色化的微观层面的转型。     

新基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及优化对策

随着数字化改革的持续深入,我国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布局来重塑一个更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环境,力图借助经济发展的双循环模式攻克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新基建通过推进产业升级、促进市场一体化、激发创新创业、提高区域治理效率助推区域协调发展;但在供需矛盾处理、适度超前建设、技术更新迭代和万物互联互动等方面,新基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新基建发展助推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加强布局研究,促进区域合理统筹;完善融资机制,保障区域资本需求;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优化制度供给。     

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剖析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的演化格局，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在1200公里处达到峰值。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机制的理解。     

数字技术可供性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选取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可供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可供性对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可供性对国有、高新技术以及处于扩张阶段企业创新绩效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据中介效应检验可知，数字技术可供性以降低创新成本与促进商业模式变革为途径，助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在政策环境与组织结构变革影响下，数字技术可供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据此，建议强化数字新基建空间布局，提升数字技术赋能价值；激发数字技术创新活力，发挥资源共享效能；出台创新导向政策，重塑组织模式架构，希冀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