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与影响因素研究

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QAP分析法以及ArcGis探究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空间网络结构。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内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仍然存在；数字经济整体关联网络的通达性、稳定性好，但联系紧密程度不高，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上海、无锡、苏州、南京、杭州等城市在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而舟山、铜陵等城市中心性均较低，位于边缘；产业结构、信息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距离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应树立协同发展理念，注重数字经济圈建设，构建数字经济新基建，重视专业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创新。     

双向关联视域下城市网络与经济发展——基于社会网络与空间计量的实证分析

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与引力模型，测度长三角与京津冀城市群双向经济联系规模及网络空间结构，纳入异质性城市层级结构，验证城市中心性与城市网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北京与天津的中心性突出；长三角城市群呈现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多中心结构特征，空间结构较为扁平化。核心—边缘结构中城市中心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较小且空间外溢效应不显著，但多中心城市结构下中心度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显著推动城市群整体发展，且边缘城市在城市网络中获益最大。     

中国三大城市群金融集聚:空间网络及结构分化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集聚是推动城市群崛起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因子分析和引力模型,研究了2007~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金融集聚及其空间网络。结果发现:从整体来看,三大城市群的金融集聚网络逐步从分割走向融合,且上海在整个金融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从局部来看,城市群内部金融集聚网络的结构差异明显,京津冀表现为主次型单一结构,北京位于绝对核心;长三角为多中心均衡结构,且江苏的金融中心程度明显高于浙江;珠三角为穗深双核结构,深圳的上升趋势明显。据此,应基于城市群金融集聚网络的不同特征,差异化地整合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区域一体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创新型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区域经济增长能力也排在前列。研究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有助于解决全国范围内其他城市群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均衡发展问题。文章以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城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同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具体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基础设施和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趋势；本城市创新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提高本市的经济增长水平，对其经济、地理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帮助。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长三角城市群网络结构研究

城市群网络化发展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内16个主要城市经济联系为实证,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对城市群网络的基本形式、网络结构属性及内部微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间已互动形成紧密的网络状关联,但网络内各城市结点间中心性不均衡、枢纽型城市较少,区域多中心、网络化协同发展格局显现...     

上海世博会后长三角城市群的功能提升

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长三角城市群将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全球功能活跃于世界经济舞台。由此,长三角城市群地区应从三个方面提升功能:一是核心城市上海的高端国际化功能,二是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的深度一体化功能,三是长三角城市群向长江下游延伸的空间拓展功能。三个功能的提升互为关联,开拓长三角城市群科学发展的新路径。     

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的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对象,综合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莫兰指数和面板回归模型考察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的区域差异、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总体在不断提升,呈现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区域格局;区域间差异是造成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区域差异的主因,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扮演着次要作用;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且空间集聚模式相对稳定;财政分权、人口密度及市场力的提升对城市韧性水平有促进作用,不同影响因素对城市多维韧性和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群韧性能力的作用有所差异。因此,未来可以通过扩大财政自主度、提高公众受教育水平、适时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等方式强化长三角城市韧性。     

功能分工、经济集聚空间溢出视角下城市群多中心性研究

伴随城市群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会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效应。具体而言,当城市群处于单中心空间结构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的极化效应显著;当城市群为多中心空间结构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利用2015年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的截面数据,建立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京津冀城市群为单中心发展模式,发育水平较低;珠三角城市群处于单中心向多中心模式的过渡阶段,发育水平较高;长三角城市群为多中心发展模式,发育最为成熟。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角度来看,应促进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进而推动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     

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对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但集聚模式具有差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工业集聚对城市群本地城市环境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京津冀城市群工业集聚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环境规制等影响因素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建议以绿色创新为支撑提升城市群发展质量,加强城市群工业集聚区域的环境规制和监管,发挥优势、补足短板,实现区域整体协调。     

基于城市中心性的中国五大城市群研究

在我国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群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选定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中游和成渝五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城市群中的城市中心性指数发现城市群中各城市在职能上呈现等级分布;每个城市群都拥有核心城市作为支柱带动城市群发展,核心城市具有显著的服务业中心性指数,制造业中心性突出的城市是推动城市群发展的基础。长三角和珠三角正处于城市群发展完善阶段,拥有多个核心城市联动发展;京津冀和成渝处于城市群的发展不均衡阶段,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分化明显;长中游仍处于城市群初级阶段,城市的中心性指数低,城市间联系强度低。     

基于模型优化的长三角城市群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对长三角城市群2014—2020年7年间的科技资源配置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基于FANP赋权求解长三角城市群各省市主要科技资源投入、产出指标的相对发展水平,进行区域间比较以了解各区域资源配置的优劣势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完善优化措施。研究发现：(1)在国家城市群发展战略政策指导下,长三角各省市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持续优化,大多数地区配置水平呈现出快速提升的发展态势;(2)研发人员和投入仍是影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要素;(3)市场化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途径;(4)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升是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核心激励要素。研究改进了评价模型,结论为长三角城市群科技资源合理配置提供了更为详细的理论支撑。     

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城市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对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16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层次分析法分别测算了其2007～2016年间的城市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并基于协调度模型,着重探讨了城市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性。结果显示:①10年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度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内部城际差异浮动增强,基本呈现"东部高,南北边缘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上海市韧性水平最高。②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波浪式上升状态,区域内部出现明显的地带性差异,形成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的圈层式发展格局。③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总体稳定上升,但绝对数值偏小,城际之间存在明显的分化,形成了"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④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动态调适期,70%的城市处于初级协调与勉强协调阶段,只有上海过渡到中级协调阶段。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跨域可及性网络：关联结构与影响因素——以哈长城市群为例

以哈长城市群为研究样本,借助修正引力模型构建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关联矩阵,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跨域可及性网络整体特征、节点属性、凝聚子群,并基于QAP回归方法,探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跨域可及性网络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哈长城市群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资源跨域流动有限,区域医疗卫生合作处于松散状态,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跨域可及性网络呈现“四核—多翼”结构特征;少数核心节点城市链接、延展绝大多数网络关联,边缘节点城市对整体网络结构的稳定协调作用较弱,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资源跨域流动呈现明显两极分化特征,核心城市溢出效应显著,边缘城市受益效应显著;城市派系分散,限制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均衡发展水平;行政隶属关系、资源配置效率、基础设施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跨域可及性网络结构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从府际协同、信息化建设、医疗联合、长效型联防联控机制四个层面提出相应政策启示。     

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

首先测度了长三角城市群金融业的集聚水平,然后利用2008～2018年长三角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金融业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而且集聚趋势不断增强.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集聚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均通过...     

面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区域创新网络协同驱动研究——以长三角IC产业链为例

构建长三角城市群集成电路产业链协同创新网络，探究网络驱动机制对促进成果转化，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集成电路产业链合作专利数据为基础，基于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构建集成电路产业链协同创新网络，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探究网络演化驱动机制。结果表明：网络由“单核心”向“多核心”网络结构转变，网络“小世界性”显著，层级性清晰；开放型三角结构对网络演化呈倒“U”型曲线关系；研发主体的中心性、结构洞属性对网络演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技术距离对网络演化有差异化影响，其中技术多样性与重叠性对网络的影响呈“U”型曲线关系，技术宽度始终呈正向显著，而技术深度则对网络演化无显著的促进作用；网络演化具有显著的组织邻近性特征。     

关中城市群核心外围城市联系的空间分析--以西安、渭南为例

借助多源大数据研究核心与外围地区的集聚与扩散机制,识别核心区域范围,探讨外围地区与核心城市之间的联系特征和网络结构。研究结论包括:(1)西安核心城市呈现扩散背景下的集聚主导模式;(2)外围地区不同层级中心节点发育,局部网络化形态显现;(3)通勤是区域联系的主要方式,并与消费出行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与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的计算方法相比,大数据更加直观、更加精确地展示出城市空间流的特征,解释了核心城市向外辐射的不同方式。分析结果与模型计算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经过比对分析,认为模型对全域人口规模、主导产业结构等因素考虑不足。建议规划有序引导核心区域功能向外围扩散,加强节点承接能力建设,促进城市群网络发育。     

中国城市发展状况分析

中国出现三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他们拥有各自的发展特点。按近年来统计数据显示:长三角城市化水平要优于珠三角城市化水平,主要是因为长三角的人才资源、经济资源更加丰富,其发展速度要快于珠三角,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城市化发展状况,并提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以后研究城市化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中原城市群产业投资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以中原城市群各城市间2010~2014年的产业投资数据作为基础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城市间投资联系的空间结构评价指标与模型,通过城市节点的中心度、点入(出)度、网络密度、中心势、核心—边缘模型等来探讨城市投资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1)在研究时段内,城市群整体的网络密度偏低,网络中心势相对较大,大量的联系出现在城市群内部少数城市之间;(2)城市群内部投资扩散呈现邻近扩散为主,跳跃扩散为辅的联系特征;(3)城市群现阶段投资联系强的城市基本均分布于河南省内,其他四省城市与城市群内其他城市间具有较弱的投资联系,基本处于孤立状态,投资联系存在较为严重的行政分割现象;(4)城市群投资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分布极化现象非常明显。     

中国典型城市群空间范围的动态识别与空间扩展模式探讨——以长三角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为例

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动态识别三大典型城市群空间范围,探讨中国城市群空间扩展的驱动机制,建立城市群空间演化的一般过程模型。研究发现: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不仅扩展到苏北和浙南地区,而且沿长江扩展到安徽的沿江区县,江淮城市群已经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组成部分,区域性、网络化的城市群正在形成;在行政分割的制约下,成渝城市群实际上是由相互分割的成都城市群和重庆都市区组成;武汉城市群受到更多的政策性引导,正以武汉、宜昌、襄阳为支点形成初具规模的城市群。尽管经济力量是城市群空间扩展的核心驱动力,但制度因素、自然条件等对于中国城市群空间扩展的影响同样极其重要,在城市群发育的不同阶段,城市群空间扩展的主要影响因子也在发生变化。基于城市群空间扩展模式建立了城市群空间演化过程的五阶段模型。     

3E模型:特大城市产业优化的理论构建与策略设计——城市群演化视角下北京、上海与重庆的比较

尝试构建一个城市群演化视角下特大城市产业优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即环境、效率与均衡三维协同的3E发展约束模型(3E模型),用以分析特大城市产业优化发展所需,同时兼顾考虑环境约束、效率约束及均衡约束。以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和成渝城市群的重庆3个特大城市为对象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一,当前我国特大城市产业发展面临环境、效率和均衡方面的严峻挑战,在水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方面仍处于较低水平,综合劳动效率和各产业的劳动效率等仍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就业—居住均衡偏离较大,产业亟待优化推进;二,特大城市产业优化要协同考虑城市面临的环境约束、效率约束和均衡约束,推动水资源、能源等的消耗水平大、产业劳动效率低且职住均衡较难实现的产业退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形成特大城市产业发展的门槛约束;三,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应采取差别化的产业优化调整政策,分别采取一体化导向下实施产业功能提升策略、功能疏解导向下的区域协同策略和极化发展导向下的聚焦重点产业升级战略,推动不同阶段特大城市产业的优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