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规模、多元化战略与企业风险承担

不确定的外部竞争环境和公司战略定位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以2005-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董事会规模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当董事会人数在不同区间下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董事会人数的增加,多元化战略与企业风险承担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且二者存在基于董事会规模的双重门槛效应.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在职消费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选取2008~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D&O保险数据来源于手工整理,其他原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提出合理假设和实证分析,考察D&O保险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其他条件相同时,D&O保险的引入会显著提高在职消费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尚未发现D&O保险在我国的治理效果,扩大了在职消费的研究范围,开辟了公司治理方式上的新道路。目前,D&O保险对企业在职消费的促进作用,在我国没有起到它应有的治理效果,但也为企业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方式选择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价值关系的进一步检验——基于公司规模门槛效应的分析

对于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结论,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公司在确定董事会规模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规模大小。本研究通过检验发现,公司规模对董事会规模具有门槛效果,通过使用门槛自回归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董事会规模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公司规模相对较小的门槛区间,董事会规模和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公司规模较大的门槛区间,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但符号上表现为负相关关系。     

董事和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师选择

董事和高管责任保险(下文简称“董责险”)是近年来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领域的热门议题。研究发现,来自股东的诉讼是维持管理层勤勉、审慎的重要机制,但董责险提供的风险保障却使得法律诉讼的惩戒效应大打折扣.从而激发管理层的道德风险(Chalmers et al.,2002),尤其表现为信息披露方面的机会主义行为。     

D & O保险治理效应研究述评及其启示

D&O保险在企业中的引入能否发挥积极的治理效应,目前仍存在较大的争议,并在理论上形成机会主义观和外部监督观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本文在阐释机会主义观和外部监督观的基础上,从公司绩效、投资效率、财务效应以及代理冲突四个方面对国内外D&O保险的治理效应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为D&O保险的发展以及未来的研究提供启示。     

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可行性研究

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是近年来保险市场上新兴险种之一,是保险服务于司法实践的又一次尝试。不同于外国采用的保证保险承保形式,国内普遍采用责任险开展业务,因此在险种的经办过程中必然有其特殊性。本文创新性地从保险风险的角度出发,在确定了法律适用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诉讼保全责任保险市场供求风险,承保风险的可保性、公司经营过程中的经营风险,最后得出了险种整体符合保险设计思想,具有可行性的结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违约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A股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作为一个市场化的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能因其“监督激励效应”或“兜底效应”对公司的违约风险产生影响。基于沪深A股2003~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这一影响。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之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提升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公司价值降低了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上市公司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充实了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治理职能的认识,丰富了抑制公司违约风险的治理机制。     

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与构成的影响因素

本文选取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相关数据,对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与独立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和独立性受到公司经营范围与复杂性、监管成本收益关系和讨价还价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及其结构研究

董事会作为公司的重要部分,具有决策、咨询、监督等重要作用。国内外学者对其规模和结构进行了大量研究,首先董事会规模在公司成长性不同的情况下,其规模存在明显的区别,在同类公司中不同的董事会规模对于公司治理存在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公司业绩上的表现很是不同,其次董事会的结构设置上,中国上市公司的外部董事的功能是否有所体现;本文意在研究中国上市公司中的上证180(代表成熟稳健的大型公司)、创业板(代表成长性较高的中小型公司)董事会规模、结构,且通过相关模型来进行分析。     

高管权力、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财务重述

本文在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财务重述产生影响的基础上,分析高管权力对这一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显示,那些已经购买D&O保险的公司随后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高,而高管权力的增大则推升了D&O保险诱发的财务重述的概率。这一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引进D&O保险有着较为强烈的机会主义动机,而高管权力的增大对于上市公司机会主义行为的实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稳定性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董事会作为现在公司法人治理的核心,其专有特征会影响到其职能的发挥,进而影响公司的绩效。文章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特点,利用创业板上市公司2009-2012年的最新数据,研究其董事会规模与稳定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以每股收益来衡量公司绩效时,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当以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公司绩效时,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证实了董事会稳定性与公司以前年度的绩效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及以前年度董事会稳定性低的公司在后续年度内其绩效会越来越差。为此建议公司在选择合适的董事会规模的同时要尽量保持董事会的稳定性。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审计意见与银行信贷决策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效果,目前存在机会主义假说和外部监督假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文章以银行信贷决策为切入点,首先考察不同的审计意见如何影响银行信贷决策,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审计意见与银行信贷规模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研究显示,与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相比,那些获得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其次年新增的银行信贷规模显著下降;更为重要的是,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购买强化了非标审计意见降低次年新增银行信贷规模的关系。上述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向银行传递了机会主义的信号,导致银行做出了减少信贷规模的决策。     

着力防范化解保险纠纷诉讼风险

为探究保险纠纷诉讼案件保险公司败诉的根源,发现并纠正保险经营管理和业务操作过程中存在的漏洞,提升保险行业形象,我们应坚持依法合规经营,着力防范化解保险纠纷诉讼风险,以促进保险行业规范持续健康发展。     

董事会规模、结构与公司绩效——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董事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内部控制工具,处于公司内部治理机构的核心。文章借鉴已有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研究成果,对创业板上市的59家公司进行了分析,分析证实了董事会规模和女性董事比例都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这样两个假设。     

诉讼风险、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的高低受审计风险和审计成本的影响,内部控制质量高低则直接影响审计风险和审计成本.本文以2010-2013年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注册会计师审计角度讨论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的关系.研究发现:(1)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审计收费越低,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存在相互替代作用;(2)在引入诉讼风险后发现,当公司发生诉讼时,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的负相关关系被削弱.     

市场化水平、诉讼风险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2014年～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考察诉讼风险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基础上,从公司异质性和地区市场化差异角度出发进一步探讨诉讼风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诉讼风险会显著降低企业的绩效水平,且随着涉案金额增大、被起诉次数增多,对企业绩效造成的冲击越大;诉讼风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因企业规模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诉讼风险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显著,但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诉讼风险对企业绩效不会造成明显影响。     

法治发展、法律独董与诉讼风险

本文以法律独董为研究对象,克服现有独立董事研究的固有缺陷,构建法律独董——公司配对数据,采用时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法律独董是否会对公司诉讼风险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诉讼风险中存在法律独董效应;法律独董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诉讼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法律独董主要在担保、侵权、买卖合同以及债务纠纷合同中具有显著控制作用;在对我国法治发展环境进行时空区分后发现,在法治环境好的地区和《民事诉讼法》修订后,法律独董降低公司诉讼风险效应更显著。本文研究对于在加强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中如何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和降低上市公司诉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     

中小企业板董事会特征与财务风险关系研究

近年来,很多学者针对治理结构与财务风险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证,随着我国企业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董事会的作用也越发显现。本文就董事会特征与财务风险的关系进行研究,希望能对中小企业如何通过完善治理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有所裨益。     

监管风险、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现有研究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从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出发,对此进行了重新审视。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之差衡量事务所面临的监管风险,研究发现,大事务所只对监管风险较高的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事务所面临的监管环境改善后,大事务所才对所有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审计质量与事务所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再依赖监管风险而存在。因此,在法律环境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加强监管是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