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户增收的有效性研究

自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以来,数字普惠金融就在我国快速发展。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显著为正,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使农民群体拥有平等的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并改善其收入状况。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促进农户增收的效果并不明显。此外,金融认知水平和互联网使用深度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8个民族地区85个地市级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对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 显示: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两者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就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会显著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在中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结构特征.随着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作为互联网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形成的新业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基于此,构建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测算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这种促进作用进一步强化,且异质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促进企业研发创新、鼓励居民创业就业、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微观机制。促进地区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缓解地区收入不平等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宏观机制。要促进乡村振兴,需要全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竭力畅通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结论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新时代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各地区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计算200845条银保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信息构建商业银行竞争指数,实证检验2011—2018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地区商业银行竞争;消费需求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中介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基于新福利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基于新福利经济学的视角，通过结合使用SBM方向函数、空间面板回归以及QAP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究了2013—2021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发展动力和空间不平衡性，并提出我国社会价值判断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促进实体经济繁荣；经济高质量发展、良好的内外部投资环境和稳步增长的金融科技水平是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而不当的政府干预和数字使用鸿沟则起了阻碍作用；在地区发展平衡性方面，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和政府干预力度的差异是造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主要因素，金融开放程度、三级数字鸿沟以及市场与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则是次要因素。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理念趋近于乘法型社会福利函数，为进一步释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红利，应在充分激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的基础上，兼顾地区发展平衡性，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基于空间联立方程和异质性SDM的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的空间良性互动可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2020年我国220个地级市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构建时变非对称互联网地理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联立方程和异质性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的空间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交互效应。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但抑制了邻近地区的区域创新;本地区区域创新促进了邻近地区的区域创新,但抑制了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超大及特大城市、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存在负向空间交互效应,但中小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没有明显的空间交互影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负向空间交互效应,而中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     

数字普惠金融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影响：指标构建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拓宽产业融资渠道,为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关键引擎。选取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深度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激发农村创业活跃度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两条传导途径间接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信息化程度较高地区更为显著。对此,未来应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多角度深挖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潜能、制定差异化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战略,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与发展趋势

在依托"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对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传统马尔可夫链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解析中部六省所辖82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分布特征,嵌入"经济金融共生"理论,构建共生指数,从省域层面刻画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共生状态。研究发现:近10年来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呈现出非均衡性跨越发展态势,区域之间、年际之间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传统马尔可夫链分析显示,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保持稳定的概率至少为56.86%,同时也存在"马太效应";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生转移的概率存在空间依赖性。共生状态测度表明: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处在正向非对称共生状态,且逐步向正向对称共生状态收敛。为此,应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协同机制、拓展应用空间、打造良性生态四个方面着力,提升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创新的深度融合,对企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为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机理,以沪、深两市2012—2020年1567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链式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抑制了企业信用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区信用环境不发达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企业信用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对民营企业和相对而言的小规模企业的信用风险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上市公司。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链式中介机制来抑制企业信用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

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将高技术产业集聚划分为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分别考察相应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效率,但二者呈“倒U型”门槛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推动高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来提高绿色创新效率,而专业化集聚并非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金融基础较弱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据此,本文提出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数智化”高技术产业园区、实施绿色创新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提高绿色创新效率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分析——基于农业信贷中介效应

在构建我国省际农民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农业信贷在其中所起到的中介效应及分维度分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农业信贷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共同富裕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分维度、分区域异质性。分维度来讲,数字普惠金融中使用深度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分区域来讲,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中西部地区。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通过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便捷农业信贷投放来加快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熵值法对13个影响共同富裕的指标进行赋权,得到各省份共同富裕程度的综合得分并据此进行排名。利用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共同富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其使用深度亦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除了东部地区以外,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促进了共同富裕,且尤以西部地区最为明显。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打破融资壁垒,对推动共同富裕具有积极影响。基于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提升农民的数字金融素养;制定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区域政策,因地制宜地促进共同富裕;优化金融结构,有效打破融资壁垒,从而促使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     

外资银行进入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传统与数字对比视角北大核心

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对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相比于依赖“硬信息”的传统普惠金融，外资银行进入更有效地推动依托“软信息”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作用异质性看，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低和互联网技术水平高地区的普惠金融促进效果更明显。从作用渠道看，除直接效应外，外资银行进入会通过竞争和技术两个渠道对中国普惠金融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且其中的竞争效应主要作用于传统普惠金融，而技术效应更显著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此，本文建议通过鼓励外资银行积极参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激励中资银行拓展普惠金融业务、统筹外资银行进入区域分布等措施推动中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金融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准则。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形成的新的金融业态,能否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境内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实体经济发展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居民消费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分位数回归检验发现,在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助推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强,对实体经济整体、主体和核心部分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金融监管和规范性措施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文章基于2011年至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运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区域异质性检验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商业保险、居民消费、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文章提出提升数字金融的服务效率、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等建议,旨在助力共同富裕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实证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空间效应以及区域异质性展开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在全国层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维度差异,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使用深度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呈现“低—低”“高—高”集聚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关部门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因地制宜,实施符合本地区发展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战略,以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实现了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改善了农村家庭资产结构,对于全面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利用2019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以及其三个二级指标均能够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并可通过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实现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从异质性的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东中部地区与高收入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优化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