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研究——基于贫富差距的视角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贫富差距的视角,选取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金融可得性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该影响在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维度和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异质性。分维度来看,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大;分地区来看,西部的效应最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因此,我国应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产业化的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正成为推动现代消费的重要元素之一.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8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普惠效应有利于促进居民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但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影响金融可及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占比41.7％,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各地区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计算200845条银保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信息构建商业银行竞争指数,实证检验2011—2018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地区商业银行竞争;消费需求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中介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启示。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使用长江经济带2011-2018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由空间溢出效应可知,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相互作用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由中介效应可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中介效应,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大于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文章基于2011年至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运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区域异质性检验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商业保险、居民消费、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文章提出提升数字金融的服务效率、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等建议,旨在助力共同富裕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来自中国1869个县域的证据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总体较低,如何依靠内生动力补齐农业机械化短板尤为重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好为破解农业机械化难题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869个县域数据,运用SARAR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影响的均衡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同时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机械化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路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会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其他县域相比,农业落后县、平原县和农业县更容易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受益;数字普惠金融还会以农民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中介变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此,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应抓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依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城镇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运用Probit、T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分别使用主客观金融素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的主客观金融素养水平来提升家庭养老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能够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且西部地区最为显著;客观金融素养的中介效应占比大于主观金融素养。基于此,西部地区应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升居民金融知识普及和关注程度,以更好地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满足居民的养老保障需求。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分析

本文选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并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具有门槛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这一收敛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却能小幅度地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总体来说,仍以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为主导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作为互联网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形成的新业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基于此,构建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测算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这种促进作用进一步强化,且异质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促进企业研发创新、鼓励居民创业就业、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微观机制。促进地区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缓解地区收入不平等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宏观机制。要促进乡村振兴,需要全面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竭力畅通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结论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新时代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金融科技：金融普惠还是金融排斥？

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技术创新正在全面渗透金融服务业,在提升效率并有效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也改变着金融业态。金融科技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其在提升民生普惠的同时是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排斥？本文探讨了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中的作用,通过利用全球金融普惠指数和新兴金融科技指数,实证研究了金融科技对数字普惠金融在改善性别差距、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这三方面的作用。结果表明,金融科技与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显著相关,但却不足以缩小在获得金融服务方面的性别差距。这意味着,金融科技的发展需要辅之以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帮助改变不同人群的使用态度和社会规范。本刊编译此篇论文,以期为读者带来思考和启发。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迅速发展,提高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理论上搭建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框架,实证上基于2011—2018年25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加强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溢出效应;（3）要素错配在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4）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的提升效果大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对等级更高城市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大于等级较低城市。     

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党中央提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扎实的金融力量。在此背景下,文章尝试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结合,并提出理论假设,基于2012—2020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建立面板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分别利用中介效应和回归模型开展影响机制和区位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缓解资源错配等中介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文章建议重点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最大化提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外溢、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错配减缓效应,全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重点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供给水平。     

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以产业结构为中介变量,实证考察普惠金融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普惠金融对城乡工资性、经营性、转移性收入差距存在改善效应,对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扩大效应;金融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金融数字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具有积极影响,但对以金融服务网点密度等指标衡量的金融服务渗透性的影响效果则相反。     

金融科技创新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三重中介效应研究

文章以2018年上线的金融科技指数作为研究基础,基于文本挖掘法构建金融科技创新指数,并从金融服务的效率、质量、数量3条路径探究金融科技创新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文章结合我国共31个省级行政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指标数据,参考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3个基本维度构建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通过影响机制研究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金融科技创新有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路径与效用。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创新能够通过影响金融服务效率、质量和数量3条路径的指标来共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

依据2011—202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中介模型,考量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改善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对共同富裕呈正向作用,同时具有区域异质性与结构异质性,呈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对共同富裕具有中介效应,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技术创新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共同富裕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近年来我国新兴的金融模式,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备受关注,但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借鉴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积极的影响,在行业和地区间存在异质性。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程度高于生活性服务业,对中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大于东西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及促进要素市场发育来发挥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拉萨普惠金融测度及其对农牧民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运用2019年拉萨市农牧区民生发展调查数据,构建普惠金融测度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对农牧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拉萨市普惠金融服务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文化、年龄阶段中,展现出明显差异化的特征;普惠金融对家庭人均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普惠金融更有利于提升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普惠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的提升效应大于对非农收入。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部门进一步发挥普惠金融作用,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收入公平,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续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享受数字金融技术红利更充分,而西部地区则享受了数字金融政策红利.此外,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金融数字化还不能发挥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错配、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中介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