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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针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原则及条款》(TLAC要求)在美国正式开始实施.通过对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两家典型机构的研究发现,美国G-SIBs主要采取了发行合格TLAC债券、降低资产风险密度和压降系统重要性得分等达标措施,而美国监管部门也配合推出"祖父条款"、单点处置框架等政策,促进本国G-SIBs在成本可控条件下实现达标.根据"中国版"TLAC要求,我国G-SIBs将从2025年1月1日起分阶段满足TLAC要求.建议我国G-SIBs应充分利用低利率环境尽早发行TLAC债券,扩大内评法覆盖范围,优化资产配置,降低资产风险密度,并采取措施控制系统重要性得分的上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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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正式在发达经济体实施。本文选取了达标效果较好的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和汇丰集团等三家机构进行研究后发现,不同银行根据自身特点采取了夯实监管资本、发行合格TLAC工具及降低风险密度等达标策略。根据新出台的"中国版"TLAC要求,我国将于2025年1月1日逐步达标。与国际同业相比,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TLAC充足率偏低,中长期面临较大压力。建议监管机构着力优化金融结构,引导银行建立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做好顶层设计,培育和发展合格TLAC工具市场;借鉴国际经验、考虑本国特色,充分进行TLAC最低要求豁免安排;优化风险加权资产监管,降低资本消耗。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尽快探索发行合格TLAC工具;统筹资本补充策略,降低资本补充成本;降低风险密度,优化资产负债管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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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监管要求会催生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需求。文章基于我国TLAC监管框架,对TLAC缺口开展静态和动态测算,并参考海外TLAC监管达标路径的经验,展望我国TLAC达标的路径和工具:政策引导存款利率下降+拨备覆盖率下降,银行内源性资本积累速度或将提高。TLAC非资本债务工具或将成为未来几年银行的主要融资工具之一。可以合理运用存款保险基金的抵扣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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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于2015年11月公布了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规则,大幅提高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广义资本充足要求。从监管有效性、全球系统重要性评价标准、公司股权结构、企业激励机制、资金来源稳定性、债券市场发展阶段、市场融资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虑,中国应稳妥审慎推进TLAC监管实施。如完全套用欧美国家模式实施TLAC监管,将可能大幅推高银行合规成本、对债券市场形成压力、加剧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等。因此,中国应持续加强国际监管沟通,争取长期豁免实施或进一步推迟实施TLAC监管;实施模式上,建议统筹考虑风险防范和金融发展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稳妥、审慎、有序地实施TLAC监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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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要求,必将对次级债等资本工具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次级债是商业银行等机构发行的,清偿顺序介于一般债务和股票资本之间的一种债务工具。近年来,次级债凭借其快捷高效、成本低廉的优势,在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作为债务工具,次级债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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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2021年10月29日,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于当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办法》目前实施对象为2022年1月1日前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商业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根据《办法》规定,2025年初起G-SIBs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风险加权比率不得低于16%,2028年初起不得低于18%;TLAC杠杆比率2025年初起不得低于6%,2028年初起不得低于6.75%。《办法》与国际规则接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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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核心功能是吸收银行经营过程中形成的非预期损失,资本工具创新的经济实质是打破将融资工具简单地分为"所有者权益"和"债务"的会计"两分法",利用结构化技术对股本和债务特征进行组合,形成"中间型"资本工具。巴塞尔III显著提高了"非普通股"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资本结构和资本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全球大型银行围绕新型资本工具的损失触发条件和损失吸收方式两个核心要素进行了市场探索。为推动国内资本工具创新,商业银行应统筹内部资本积累和外部补充,相关部门应调整相关法规政策,为商业银行渠道补充资本奠定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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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Ⅲ重新定义了一级资本、二级资本的合格标准,此后在监管约束与资本消耗的双重推动下,永续债作为创新的资本补充工具成为国际上银行业机构补充资本的重要工具之一。本文梳理了我国商业银行永续债发展现状及国际通用做法,探讨了如何优化永续债发行路径,为完善永续债这一创新资本工具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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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为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提供了政策依据,并拓宽了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2012年12月,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作为《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资本办法》)的配套性政策文件,《指导意见》提出了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合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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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本是保险公司扩张规模、满足监管要求、降低经营风险的一项必要举措。本文基于2010~2017年寿险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系统地考察了我国寿险公司资本补充动因及其短期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按照融资偏好排序,寿险公司倾向采用增资扩股、发行债务性资本工具和签订财务再保险合同三种方式补充资本。公司在偿付能力不足、选择资产驱动型经营模式和股东变更三种情况下,具有显著的补充资本倾向。然而,寿险公司在补充资本后,暂时无法有效改善短期经营状况。此外,增资扩股和发行债务性资本工具两种资本补充方式对公司短期经营状况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随着外部宏观环境和监管政策的调整,保险行业需不断健全和完善现有资本补充机制,提高公司资本使用效率,努力防范化解保险业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稳健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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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现实途径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金融业开放不断加快、银行监管标准逐步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提高资本充足率是新老资本协议的要求。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应从两个方面提高资本充足率:一是立足自身努力提高资本充足率,如提高盈利水平,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和民营资本补充资本金,发行次级定期债务,尝试发行混合资本工具等。二是争取国家必要政策支持,如争取减税返税,剥离不良资产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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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底,银监会下发<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商业银行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应从计入附属资本的次级债务及混合资本债券等监管资本工具中,全额扣减本行持有其他银行的次级债务及混合资本债券等监管资本工具的额度.随后,银监会又进一步明确扣减的方式和方法,即对商业银行相互持有的次级债分年从附属资本中扣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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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金融》2014,(29)
《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相继推出,对银行业资本的定义进行了重新划分,对商业银行资本质量提出了更高的标准。面对日趋严格的监管要求,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我国商业银行必须持续提升资本补充能力,加快资本补充工具的创新。借鉴国际大型银行的经验,反式可转债这一同时拥有债券和股票双重特征的金融衍生产品正符合我们对资本补充工具的创新需求。本文首先强调了加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发展的必要性,而后对新型资本补充工具——反式可转债的基本概念进行梳理,并简单介绍其基本的理论定价模型及方法,最后总结并建议我国商业银行可考虑推出反式可转债,以补充银行资本,提升银行可持续发展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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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相继推出,对银行业资本的定义进行了重新划分,对商业银行资本质量提出了更高的标准.面对日趋严格的监管要求,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我国商业银行必须持续提升资本补充能力,加快资本补充工具的创新.借鉴国际大型银行的经验,反式可转债这一同时拥有债券和股票双重特征的金融衍生产品正符合我们对资本补充工具的创新需求.本文首先强调了加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发展的必要性,而后对新型资本补充工具——反式可转债的基本概念进行梳理,并简单介绍其基本的理论定价模型及方法,最后总结并建议我国商业银行可考虑推出反式可转债,以补充银行资本,提升银行可持续发展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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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核心资本数量、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债务融资,创新债务资本工具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随着国际银行业资本监管的持续加强,资本补充愈发成为全球银行业的常态性工作,对于仍处较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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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根据其同年7月发布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更新的评估法和更高的吸损要求》及2012年底的银行数据,又一次更新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名单,以及额外的吸损资本比率(见表1)。作为唯一一家新增的G-SIBs,中国工商银行成为2013年全球29家G-SIBs中除中国银行之外的又一家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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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利用附属资本工具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1988年资本协议规定合格的监管资本包括核心资本、附属资本和三级资本,其中核心资本由股本金和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公开储备组成,是商业银行承担风险的基础附属资本包括未公开储备、资产重估储备,普通准备/贷款损失普通准备、混合型资本债务工具和长期次级债务工具;三级资本指原始期限不低于2年且受锁定条款限制的次级债券工具,其只能用于抵御市场风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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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大而不能倒"问题,自2011年起,金融稳定委员会开始推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名单,并对上榜银行提出了更审慎的监管要求。从已公布的9期名单看,G-SIBs成员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欧洲G-SIBs数量不断下降,来自中国和加拿大的银行数量不断增多。为降低监管成本,多数G-SIBs采取了去同业、去复杂化的发展策略,同时加大托管、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功能的发挥,G-SIBs系统重要性得分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近些年来中资G-SIBs系统重要性得分持续快速上升,由此产生的监管成本值得高度关注。建议中资G-SIBs客观评估纳入G-SIBs的监管成本,实现业务发展和监管成本的平衡。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