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湖北省41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户主的主业、家庭的农业劳动力数量、非农收入比重等因素对流转的行为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与流转意愿正相关,有村干部的家庭也更容易发生农地流转;而户主的主业和农产品价格等因素则与流转意愿负相关.最后就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加快农地流转提出了相应建议.     

中部山地丘陵地区农地流转调查报告

农村土地流转在我国东部平原地区开展得比较成功,出现了诸如南海模式、昆山模式、嘉兴模式等一批成功的范例,这些地区引入企业参与土地流转,对农村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及科技兴农战略的实施都起到     

农户农地流转的福利经济效果分析——基于农户调查的分析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地资源的配置速率不断加快,农地流转也就成为新时期必须面对的现实.本研究基于对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329户农户调查数据,使用Tobit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的福利经济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农地流转提高了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均年消费,改善了家庭就业结构,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的福利水平.     

农地产权稳定与农地流转市场转型——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证据

完善农地产权是发展农地流转市场的重要前提。但是,较少有研究分析农地产权对熟人间农地流转市场化的影响,由此忽视农地流转市场可能面临的转型趋势。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拓展的线性回归模型和Probit模型,分析了农地产权对农地流转市场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稳定的农地产权不仅会激励非熟人间的流转和提高农地租金,也会激励熟人间的营利性交易,并提高该类交易的农地租金;农地产权对农地交易对象的影响有超过50%的部分可由农地租金解释。由此表明,稳定的农地产权有助于激励农地流转市场化。在农地流转规模增长乏力的阶段,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应秉持"总量稳定,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同时,应正确认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我国农地流转市场转型可能存在的积极影响。     

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与价格研究——农地流转价格的决定因素分析

农地流转是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农地流转需要谈判,需要讨价还价,从而形成真实的土地价格.谈判和讨价还价形成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发现价格,或者说交易成本是发现流转价格的价格.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当今农地流转过程中交易成本与流转价格关系,以此考察农地流转市场的成熟程度和交易成本发现价格的功能发挥程度.     

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地流转?——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新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在2013年和2015年搜集的微观面板数据,以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可使农户出租土地的概率显著提高4.2个百分点,但并不显著影响农户租入土地的决策。农地确权显著促进了市场化的农地出租,但对非市场化的农地出租无显著影响,且新增出租的土地主要来源于闲置农地,这表明农地确权激活了沉睡的农地资源,提高了农地的利用效率。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主要通过强化农地产权保护而直接促进了农地出租,其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而间接促进农地出租的效应较弱。与此同时,农地确权不具有通过增强"禀赋效应"、促进农业投资而抑制农地出租的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应继续推进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为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价值判断对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影响分析

农地城市流转及其决策都具有特殊性，对农地价值的正确判断和估计是影响人们进行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最重要因素，仅追求农地经济使用效益最大化将导致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扭曲或失误。本文主张以发展国民经济，提升社会综合效益及改善城乡生态环境综合目标的实现为目标，改进现有价值判断，科学估算农地的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从而做出合理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农地城市流转决策。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源和财产,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离不开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农地流转）政策的逐步放宽,我国农地流转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流转规模、流转速度以及流转收益较之以前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农地流转期间农民有四项分收入,即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这样可以积极推动农地流转,有利于释放劳动力至非农产业,同时实现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达到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目的。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CHIPS 8 000农户数据

大量的劳动力流失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体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体系已经难以维持。构建具有现代农业特点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实现机器对劳动的替代。然而,现实中土地流转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流转速度仍然很缓慢。本文通过Probit模型对CHIPS2008的8 000户农户数据进行了分析,并采用IV Probit和2SLS方法来回避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农户家庭中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增大有助于提高农地流动的概率,但非农就业比对土地流转的正面作用会受到来自农业兼业化的负面影响。第二,与非农就业收入水平相比,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更高,这揭示了城乡分隔体制下的中国小农经营与外国单纯追求利润的企业化农场经营行为方式是有差异的。第三,养老和医疗保险可以减少农民家庭的后顾之忧,降低他们对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手段的依赖程度。但从具体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有无城市户口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程度要比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因素更为显著。     

基于循环的塔里木盆地土地资源利用补偿模式探讨

本文从塔里木盆地发展循环经济入手,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探索适宜于塔里木盆地的土地资源利用补偿模式,构建了生态生产模式、产业链互补均衡模式、区域要素点轴流动模式、产业集聚与城乡互动模式以及后发区域制度变迁推进模式,旨在通过资源利用补偿促进塔里木盆地经济良性循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1988年宪法修正为标志，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经历了从“禁止流转、允许流转到放开流转”和由模糊不清到明确鼓励的过程。农村土地流转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到现今已经发展了近20年，但它的发展始终不顺畅，农地流转十分滞后。流转权利不充分、流转动力不足、流转机制未形成、流转条件受约束是农地流转缓慢的四大瓶颈。为了突破这四大瓶颈，我们必须坚持“所有权不干预流转权”、创造农地流转条件、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允许通过抵押等进行土地流转。     

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黑龙江农用地可持续利用地区差异评价

以循环经济理念为基础构建黑龙江省农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对黑龙江省2007年各地市农地可持续利用情况进行定量评价,同时计算评价结果协调度和准则层因子贡献率,并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各地市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鸡西市农地可持续利用水平相对较高,其整体协调性较好;哈尔滨市农地可持续利用水平仅次于鸡西市,但整体协调性不高;齐齐哈尔、七台河与黑河三市的农地可持续利用水平相对较低;其余地市农地可持续利用的整体水平差距不大,但制约农地可持续利用的主要因素各有侧重。最后,依据农业经济发展等四个方面的评价结果,对各地市农地可持续利用情况进行归并,针对各类地区地市的实际情况提出农地利用策略。     

基于空间的省际农地非农化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9—2008年农地非农化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运用Moran’sI指数测度出我国农地非农化与其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空间效应为一种趋同效应,省际间农地非农化存在正的空间相关关系。根据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通过对比得出,地区总人口、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政府收益、城市化水平、耕地资源禀赋对农地非农化存在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地非农化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农地保护政策对农地非农化的控制效果并不明显。     

基于土地生态位模型的王东沟流域农用地变化过程分析

以生态位理论为基础的土地利用数量生态位（宽度）及其扩充压缩度模型不仅能很好地测度土地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变化态势、方向和速度,而且能清晰地反映系统整体的演替与发展规律。运用此模型,分析了王东沟流域1986～2007年农用地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结果表明：（1）农地利用类型之间生态位态势差减少,农地系统多样性增加,农地利用结构更加合理。（2）农地利用变化主要表现为耕地与园地之间以及林地与牧草地之间生态位的竞争,其中耕地向园地的持续流转是农地利用变化最明显的方面。（3）农地生态系统经过20年的动态演变,目前处于稳定阶段,但耕地与园地的矛盾使系统潜伏着危机。最后,结合这些变化,提出了今后流域土地经营和管理方面的建议。     

中等城市绿色交通系统分类评定模型建构

根据以往我国城市绿色交通的调查结论,设计调查问卷,调查之后进行分析。运用Logit回归模型,建立一个专门针对二元因变量的Binary Logit模型,得出以下结论:收入水平、交通拥堵状况、对小汽车的态度和低碳环保意识4个变量因为统计检验不显著而未能进入最终模型。同时,油价、停车费、居所附近的直达公交线路、居所附近的轨道交通、公共交通乘坐舒适度、工作日平均出行距离与居民绿色出行方式的选择具有显著相关关系。     

中国农地资本化流转风险分析

农地资本化流转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途径。农地资本化流转风险主要有：农地用途改变,影响粮食安全的风险;产权权能缺位,强制农民流转的风险;盲目推进规模化,经营风险失控的风险;资本化流转的市场风险。化解农地资本化流转风险的对策有：加强对流转农地的监管、推进农地确权、构建“三位一体”的农地流转市场、弱化农地的社会功能。     

WTO背景下的农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

加入WTO对我国影响最大的产业莫过于农业。而农业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基础。在分析我国加入WTO的有关承诺与我国土地利用政策现状冲突的基础上,辨析区域农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提出了WTO背景下我国农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实现途径与措施。     

供求理论视角下农地流转的金融支持问题探析——以福建省为例

农地流转刺激了对金融的需求,为农村金融业提供巨大的市场,而现有的金融供给和支持力度无法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产生了农地流转金融供求数量和结构性失衡。建议从以下方入手以化解农村金融贷款风险：完善农村金融制度,加强农地流转的金融政策扶持;完善抵押担保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农地金融制度奠定基础;改进农地金融服务,创新农地金融产品;健全农地金融的配套制度。     

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研究——以微观福利为视角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和Logistic分析方法,从福利角度研究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宅基地功能、农户家庭属性特征、农户心理特征等的关系,探寻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当前农户流转宅基地的意愿比例为18.97％;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依次为户主受教育程度、庭院经营性收入、家庭归属感、宅基地区位条件和家庭非农收入比例;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非农收入比例的影响方向为正,其他因素的作用方向为负.基于此,提出了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相应对策:开展对宅基地福利水平的评估,给予流转农户足额福利补偿;建立统筹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新安置点的选址与规划,使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福利水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