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多维度差异探究

人力资本日益成为一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核心竞争力,考察其代际传递效应有助于进一步挖掘与剖析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潜在问题。文章从全国选取685名学生的人力资本数据作为被试,就城乡、性别、职业三个维度分别探究认知能力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效应。结果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代认知能力呈正向影响;女性子代相较男性子代受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影响更强烈;受教育时间更短的农村父母较受教育时间更长的城市父母拥有更显著的人力资本传递效应;从事于受教育时间最长的职业的父母对于子女认知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反之亦然。可见,更优质的认知能力资本并未有效传至子代,而相对较差的认知能力资本却有很强的传递效应,暴露出我国人力资本积累与传递中存在隐忧。     

“教育致贫”悖论解析及相关精准扶贫策略研究——以甘肃14个贫困村为例

以甘肃省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t模型分析家庭劳动力不同受教育水平对贫困的影响和家庭子女上学与贫困的关系,回应和剖析"教育致贫"问题。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农户子女上学显著增加了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特别是家庭有2~3个上学子女时对增加贫困的效应更为明显。"教育致贫"是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家庭教育刚性支出所导致的消费支付性贫困,属于暂时性、支付性贫困。最后,针对西部地区"教育致贫"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中职)、资助政策等方面提出教育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联立估计

本文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进行了联立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个人能力和家庭教育背景对市场工资水平均具有正向影响,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8.70%和5.50%;工资、教育年限、党员和户主身份对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均具有正向影响,而年龄对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具有负向影响,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157和0.067.因而,实施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劳动参与和提升工资水平,有助于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     

丈夫外出对留守妻子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女性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视角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需要重点解决好女性的健康问题。伴随着人口流动而产生的留守妻子的健康问题对家庭和社会产生着深远影响。本文利用CHNS 1997—2015年七轮混合截面数据,采用处理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丈夫外出对留守妻子健康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1)丈夫外出使留守妻子健康水平显著下降;(2)丈夫外出虽然通过家庭收入渠道对留守妻子健康产生积极作用,但通过社会角色渠道和家庭角色渠道对留守妻子健康产生负面影响;(3)丈夫外出对城镇留守妻子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     

劳动力流动、家庭收入与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该文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Probit模型与OLS模型实证分析了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力流动对全国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的全样本看,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在7000元左右与26000元左右存在两个阶段"门槛",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低于7000元左右时,劳动力流出将会显著地提高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的概率与投入力度;而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介于二者之间时,劳动力流出将会减少农村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入的概率,但有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仍会显著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入的力度。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高于26000元左右时,劳动力流出将会显著地降低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的概率与投入力度。农村家庭生活的宽裕程度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种类的多少是造成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概率与投入力度变化的原因。     

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子女升学压力与母亲收入损失

在家庭教育投资中,除现金性的显性教育支出外,家庭也会通过放弃潜在收入并增加子女陪护时间的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这种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其对理解中国家庭的教育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子女升学压力对家庭教育重视程度的外生冲击作为识别框架,估计了母亲由于子女教育压力而放弃的潜在收入,为识别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证据.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月收入显著下降19％,同时父亲收入没有显著变化.异质性分析发现,高学历、非国有行业、育有男孩或独生子女的母亲收入更容易受到子女升学压力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在子女升学压力下母亲会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率、降低工作时长以及增加家庭照料时间等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进一步利用地区重点高校录取率反映地区升学压力,发现子女升学压力越大的地区,母亲收入下降幅度越大.本文研究识别了子女升学压力下的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为更好理解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和家庭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宋代家庭中的奁产纠纷——以已婚女为例

宋代家庭中夫妻之间、已婚女与丈夫族人之间的奁产纠纷不乏其例。透过这个窗口,我 们可以观察到两宋时期已婚女性的法制观、财产观及家庭内部在经济利益作用下的人际关系变化。     

官员家庭抑制子女创业之谜:基于教育筛选的解释

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官员家庭对子女创业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官员家庭显著抑制了子女的创业行为,降低了创业发生概率.第二,教育筛选机制能够解释官员家庭抑制创业现象,即官员家庭子女由于普遍拥有更长的教育年限而往往更不愿意选择风险较大的创业型工作.第三,官员家庭对创业的抑制主要来源于父亲为官,母亲为官对子女的创业影响不显著.此外,文章进一步甄别了可能与教育筛选并存的两种抑制创业的机制.出于"在位避嫌"的考虑,官员家庭会抑制子女创业,但是教育筛选仍然是其最主要的现实机制.相关的稳健性分类检验都支持了上述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鼓励创业和保障就业公平的政策思路.     

个体、部门与家庭特征对城镇人力资本的影响

文章运用CGSS(2003)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教育等级、部门、经验、地区以及家庭等因素对中国城镇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2003年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为8.3%,教育边际收益率递减依然没有发生,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回报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会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另一方面与以往多数研究不同,就业的部门差异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著,但家庭尤其是父母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形成有显著稳定的正向影响作用.     

如何衡量妇女家务劳动的价格?——对加里·S·贝克尔单人户居民时间分配理论的发展

传统理论对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看法,要么认为其自然地是非生产性劳动而被排除在经济领域,从而是无偿的,要么即使呼吁为妇女的家务劳动支付报酬,也未能够给出科学的定价方法。文章利用加里.S.贝克尔的单人户居民时间分配模型和埃其沃斯曲线,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展,提出妇女家务劳动定价模型。假设丈夫和妻子具有完全同质的人力资本,丈夫将全部时间用于有报酬的市场劳动,妻子将全部时间用于家务劳动,结论是妻子从事家务劳动的影子价格根据丈夫从事有报酬的市场劳动的工资率定价。假设丈夫从事市场活动取得较高的工资率,核心家庭中的男女根据不同的人力资本禀赋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妻子承担更大比例的家务劳动,丈夫为家庭带来更大比例的经济收入,结论是妇女家务劳动的价格等于丈夫和妻子市场劳动取得的真实工资率的加权平均数。     

母亲收入、家庭氛围和子女人力资本发展

本文基于家庭协商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母亲收入的提高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影响和机制。进一步,借助于全球茶叶价格的外生变化对母亲收入的影响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发现茶叶价格提高1%可以分别提高子女数学和字词成绩0.09个和0.05个标准差,以及非认知能力0.13个标准差。在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时,本文发现母亲收入提升后可以改善家庭氛围,有助于子女非认知能力的提高。良好的家庭氛围还可以提高子女教育支出的回报率。     

家庭借贷约束、公共教育支出与社会流动性

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社会流动性的重要手段,然而借贷约束使得底层家庭无力对子女进行最优的人力资本投资;与此同时,富裕家庭则不受借贷约束的影响,总体结果是社会流动性减弱。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和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借贷约束确实提高了居民收入和教育的代际传递弹性,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在匹配政府公共教育支出数据后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可以缓解家庭层面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提高教育水平的代际流动性。     

女性人力资本开发对策

目前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中有忽视女性人力资本研究的倾向,这是不科学的。我们应充分认识女性人力资本的某些有益的特征,正确判断其价值和作用,加大女性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发挥女性人力资本的经济社会效益。 一、女性人力资本的某些特征有益于社会的发展 １．女性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①母亲是否健在对后代的发展成长影响很大。②母亲的教育水平对后代的发育成长影响明显。③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后代的教育程度的影响比家庭中任何其他因素都大,如家庭结构、规模、收入、民族、父亲教育程度等因素。④女性人力资本对男性人力资本起着…     

人力资本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分析

笔者采用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户调查资料,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作用。结论表明,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有劳动力接受过相关技术培训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显著高于没有劳动力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家庭;家庭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劳动力数量增加可以显著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     

贫困家庭的孩子为什么不读书:风险、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和贫困陷阱

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摆脱贫困十分重要,但是数据显示,相比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普遍地无法、或者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接受较高教育。本文构建了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模型,从教育投资的风险和决策的角度解释低收入家庭持续性贫困的问题。本文模型表明:家庭贫困带来的风险溢价会成为其投资中的一项额外成本而削弱教育投资的吸引力,教育的机会成本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教育投资决策。分样本处理和Chow式统计的实证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家庭中,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与其收入水平正相关,即贫穷的家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更低;分位数回归分析发现,对于人力资本投资意愿极强或极弱的个体,收入的变动对他们投资意愿的改变有很强的影响,而意愿居于中间的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和机会成本对其意愿的改变影响则更大。     

互联网使用与女性创业概率 ——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女性创业者数据,探讨了互联网使用与女性创业概率之间的关系。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女性的创业概率;平均而言,上网女性的创业概率比不上网女性高3%;高频次使用互联网的女性创业概率高于低频次使用互联网的女性。互联网通过提高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丰富女性的信息渠道等机制为女性提供了有效积累创业资源的线上途径,从而促进了女性的创业活动。     

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与员工流动性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年的城市调查数据,分别用企业任期和在职培训时间作为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分析它们对员工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与员工辞职概率显著负相关,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员工,主动离开企业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还发现,作为通用性人力资本的工作经验与员工辞职概率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受教育年限和工资收入与员工辞职概率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与员工辞职概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对于女性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辞职的可能性更大.     

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对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给出解释。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的其他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家庭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家庭储蓄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20岁到30岁女性家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和有二孩意愿家庭的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家庭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是,家庭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而家庭消费水平未发生显著性改变。同时,现阶段中国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本文为理解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未来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支教与人力资本积累——来自研究生支教团服务的证据

教育资源不均等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固化的重要原因。文章使用研究生支教团服务作为外生政策冲击,识别了支教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结果表明：第一,研究生支教团服务显著提高了落后地区农村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即支教显著提高了个体初中完成率和高中完成率,同时终身受教育年限增加了至少0.2年,但支教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具有滞后性。第二,支教提高了个体劳动力市场的长期表现,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拥有较好的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的概率显著增加。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男学生,支教对其人力资本积累的正面影响更明显。文章结论为共同富裕背景下支教扶贫项目政策设计提供了启示。     

中国女性人力资本特点及现状分析

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较高的个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女性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我国女性受教育现状来看,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不足。从妇女从业情况来看,女性多就业于劳动技能要求不高,技术含量低、报酬少的行业。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是社会观念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增加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国民经济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