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基于利益博弈论的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政策执行实践,分析了政策执行偏差的含义、表现及其危害。同时,以利益博弈为视角,以“经济人”为假设前提。探讨了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利益整合的方案,旨在努力减少我国政策执行偏差,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基于能动性视角的农民增收政策执行有效性分析

农民增收政策的有效执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政策作用的对象——农民的能动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通过对农民群体能动性的系统分析,提出有效增强农民政策执行的能动性的主要措施：切实加大农民增收政策的宣传力度、社会利用已取得的政策效果强化农民群体能动性、不断提高农民理解政策的能力,增强农民利用政策的意识、及时发布政策执行效果的信息.     

美国2007—2009年金融危机(二)——执行政策及作用剖析

文章主要研究了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定期拍卖安排(TAF)、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SLF)、初级交易商信用贷款(PSCF);接着研究了这些政策失败的原因;最后提出了监理金融制度的风险诱因、减少相互联系等避免未来危机的建议。     

我国实施弹性退休政策问题研究——基于上海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老年化趋势加快使得养老金负担压力加大,退休制度改革是应对老年化问题的重要措施,也有利于从根本上扩大内需,但路径依赖使得强制性延长退休年龄会遭遇很大阻力.上海可在柔性延长退休年龄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探索实施弹性退休政策,做到与现行退休制度的有效衔接并兼顾各方的利益,充分利用人力资源.     

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的社会风险——基于P区房屋拆迁政策的多案例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社会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各种形态的社会风险呈现相互交织、此起彼伏的态势。作为公共利益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在社会风险的形成和演变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文章从时间、多属性治理、层级治理和社会支持网络四个维度,运用多案例的分析方法,研究政策执行过程与社会风险之间的内在关联机理,并提出完善我国政策执行模式,防范社会风险的政策建议。     

基层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路径和机制——以B市停车自治政策在M社区的执行过程为例

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在我国一定范围内存在。文章将时间引入模糊—冲突政策执行模型,探讨基层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路径和机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果没有掌握资源的优势联盟的推动,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容易在基层出现执行阻滞。当政策被高位推动时,政策目标、程序性规则的模糊性和执行者间的冲突会降低,使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转换为中模糊—中冲突型政策;相应地,执行阻滞被突破,出现政策的悬浮性执行。目标群体的广泛参与有利于降低政策的实质性规则模糊,还有利于缓解政策执行者与目标群体之间以及目标群体内部的冲突,使中模糊—中冲突型政策进一步转换为低模糊—低冲突型政策;相应地,悬浮性执行的政策又进一步转换为以资源为关键要素的行政性执行。基于此,文章尝试建立一个契合中国政策实践的基层政策执行解释框架。     

“新农合”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和对策分析——基于对贵州省印江县”新农合”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自2003年实施以来,得到了地方政府的一致响应和农民的广泛认可。然而,“新农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弊病已严重影响了政策的实质输出效果。本文在萨巴蒂尔的政策综合执行模武的基础上,通过对贵州省印江县“新农合”政策实施效果的实地调查,对影响当地“新农合”政策执行的诸因素进行了理论回归,并进一步深析其问题,探究其原因,最终提出了创新宣传方式,提高扑偿水平,加大医疗资源投入,明晰职责分配,完善监督机制等建议以强化“新农合”政策的执行效果。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发展阶段与重点变迁研究——基于1999—2022年的政策文本分析

为明确中国1999—2022年国家级科技创新政策重点变迁情况，将政策划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1999—2005年的改革发展期、2006—2011年的自主创新探索期和2012—2022年的创新驱动期。然后运用文本挖掘工具分析这3个阶段的科技创新政策，对其高频词、语义网络图、点度中心度和网络中心势以及小团体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总结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变迁情况。在第一阶段，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注重有序管理，此时创新、技术和企业并未得到重视；在第二阶段，围绕科技、创新和企业的服务逐渐得到重视，资源也开始向科技、创新和企业集聚，自主创新的探索势头向好；在第三阶段，创新更加受到重视，研发一词首次出现，同时研究和科研的重要性均有所提升，可见本阶段重视创新的应用，呈现创新驱动特征。     

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研究——基于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贫困人口多,贫困分布广,贫困程度深。基于此,国家大力推行"精准扶贫",各级政府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过程中存在巨大挑战。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方式,"精准扶贫"着力凸显的"精准"特征,对基层政府的能力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文章在对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贫困现状,找出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改进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措施。     

官员排名赛与环境政策执行——基于环境约束性指标绩效的实证研究

以从2006年开始实行的环境约束性指标为研究对象,结合晋升锦标赛和弱排名激励理论,提出了官员排名赛理论,认为约束性指标制度的建立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环境绩效排名的平台,由此推动了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度。利用2006—2015年中国省际环境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各省环境绩效排名对其未来环境政策执行力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绩效排名落后的省份在未来1~3年显著提高了节能和减排的政策执行力度。     

长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结构趋同影响因素——基于政策文件的文本分析

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以长三角地区5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研究对象,计算并分析其产业结构的趋同化演进趋势,对其规划政策文件进行词频汇总、词频分布和语义网络分析,找出产业结构趋同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通过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15—2020年长三角5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存在产业趋同问题,实证分析表明区域创新能力差异、人才资本水平差异和科学技术水平差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产业结构趋同。建议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提高人才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加大区域优势产业科学技术研发力度,避免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使产业结构差异化发展,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创新政策工具偏好测量——基于四川省政策文本的分析

创新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我国各级政府均高度重视并出台系列政策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四川省承担着西部地区转型探索的重任,为全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贡献了宝贵经验。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构建政策工具—企业生命周期二维分析框架,借助NVIVO11和UCINET等软件对2012-2020年四川省颁布的82份创新政策文件进行政策内容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省对创新给予了全方位激励和规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策发布数量呈现平稳到快速增长再到缓慢回落的趋势,政策效力偏低且可操作性不强;政策颁布主体虽呈现多元化态势但联系不够紧密,形成两个小群体,即以科技厅、财政厅、发改委为代表的执行主体,以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委办公厅为代表的规划主体;政策工具应用存在过溢或缺失,呈现重供给、轻需求的工具偏好,政策工具作用目标取向模糊;工具应用与创新主体生命周期不匹配,工具内部结构分布不均衡。     

创新政策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政策组合的政策文本研究

创新政策是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在对创新体系和政策组合理论回顾的基础上,使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和质性文本分析法,对我国制造业创新政策动态变迁及其对相关创新活动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创新政策主体集中度较高、政策主体分布较为广泛、政策发布数量波动较大;环境面政策组合使用最为频繁、需求面政策组合使用最少、总体上对政策组合的使用呈现出"先扬后抑"的倒U型形态;制造业创新体系中4类创新活动强度差异较大;不同政策组合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差异较大。最后,针对如何利用创新政策推动我国制造业创新变革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我国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发展研究——基于239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将定量统计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等方法引入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研究领域,以239项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样本,运用上述方法对样本政策的时间分布、类型分布、地域分布、政策作用领域及主题、特征变迁进行了分析,并对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思考。     

政策偏好对周边国家与华能源合作的影响研究——基于PLS-SEM模型

本文划分政策制定和执行两个阶段,串联起“决策层合作政策偏好→最终合作政策偏好→能源贸易与投资合作”的逻辑链条,通过构建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PLS-SEM)模型,验证最终合作政策偏好所起到的中介效应,并分析国内和体系层面的跨层次因素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周边国家决策层合作政策偏好与最终合作政策偏好在化石能源合作上表现得大致协同,但在新能源合作方面表现出不匹配的情况。在跨层次因素方面,地缘大国竞争、对华贸易依赖、政府治理水平、对华文化认同、社会行为体对华即时情感等因素在政策偏好影响周边国家与华能源合作的过程中起到显著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