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犯罪从业禁止的刑法适用——基于新《证券法》实施的间接影响

证券犯罪从业禁止作为刑事制裁体系的内容之一，其解释适用受到新《证券法》实施的间接影响。原因在于证券犯罪从业禁止的适用需以“证券犯罪成立并刑罚执行完毕”为前提，所以证券犯罪从业禁止的规范性认定实际上是依次经历了证券违规、证券犯罪、刑罚执行到从业禁止多重形塑的结果，即新证券法的修订内容通过与刑事立法的跨法域衔接，在影响证券犯罪认定的基础上，间接地影响到证券犯罪从业禁止的具体适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新《证券法》将违法主体范围扩大，间接影响到证券犯罪从业禁止适用的主体范围;第二，新《证券法》将行政处罚幅度升级，间接影响到证券犯罪从业禁止适用的刑罚种类;第三，新《证券法》新增行政违法行为，间接影响证券犯罪具体犯罪构成项下从业禁止适用的认定。在实质化证成该间接影响的基础上，证券犯罪从业禁止的具体刑法适用应当从以下路径展开：第一，对于总则性规定的间接影响，在适用的刑种以及刑罚执行方面应当将证券犯罪从业禁止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第二，对于分则性规定的间接影响，应对证券犯罪中疑难罪名的行为类型做出具体判断，即中立职业行为结果归属的排除；内幕交易行为的适度扩张解释；诱骗、虚假交易行为的违法性...     

经济犯罪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以经济犯罪产生的成本收益为视角

经济犯罪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一种非常常见的复杂贪利型犯罪,经济犯罪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关键在于其预期成本低于犯罪收益;预防和控制经济犯罪,就要加大犯罪人的预期刑罚成本,提高刑罚的严厉性。     

资本市场改革视阈下证券犯罪立法范式的反思与重构

证券犯罪刑事立法存在回应式立法和前瞻式立法两种类型。在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传统的回应式立法,在规制证券犯罪时存在刑法功能主义化的隐形风险、无法满足证券犯罪法益流变的需要、悖离证券犯罪治理的价值目标等体系缺陷。而前瞻式的立法思路可以有效弥补证券犯罪刑事立法的不足、充分发挥法益指导构成要件解释机能,同时与穿透式监管理论和实质刑法观的理念相契合。因此,我国证券犯罪刑事立法规制模式应当由回应式立法走向前瞻式立法。     

金融刑法立法重刑政策评析及反思

考察历年的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可知,对金融刑法的修改体现了严厉刑事政策:严厉性立法政策的贯彻,不但背离刑法的谦抑性精神,还与罪刑配置规律相违背,并加大了我国金融刑法立法与国外立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差距;惩治金融犯罪,刑罚的严厉性不是全部,加强刑事介入的确定性、强化行政执法的力度,及加大经济系统自身的调整等,才能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     

论在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文章首先检讨了我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方面的刑事政策的缺失及弊病,即"厉而不严";并指出其几大症候——法网较为疏漏、刑种配置不合理和刑罚较为严厉等问题,继而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或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彰显宽严相济主题的"严而不厉"的具体政策。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的刑法研究——兼论前置法律责任的构建与完善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达到一定程度会造成社会危害,为了抑制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的频繁发生,刑法的干预是必要的,并须彰显其及时性、确定性与严厉性。但是,囿于刑法的补充性,对证券犯罪的惩治方式必须多元化,单纯依靠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都不可能有效惩治和预防证券操纵犯罪,应该使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等配套协调,组成有机的犯罪预防和惩罚体系,共同消除证券操纵行为的危害。     

论非法经营期货行为及其《刑法》规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认为,《刑法》在规制非法经营期货行为时应当设立"非法经营期货罪",将该罪从"非法经营罪"中独立出来,并将期货犯罪与证券犯罪分开。"非法经营期货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客体为期货交易秩序和投资人权益,主观方面为故意,客观方面为交易场所外进行期货交易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刑罚配置方面应当调整最高刑,并增设资格刑。     

中国证券犯罪的立法完善与司法对策

从犯罪学和刑法学相结合的视角对证券犯罪的成因及立法完善、司法对策等方面进行研究得知,证券犯罪的原因主要有投资者的过度投机心理、证券市场诚实信用缺失、证券监管机构监管缺失以及法律规定不具体、缺乏对应与衔接、司法机关查处与打击不力等。因此,在立法上应加强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增设短线交易罪、欺诈客户罪、非法承销证券罪;在司法上则应坚持严而不厉的惩治原则,加强执法监督与管理,设立内部举报人制度,加大对单位犯罪的打击力度等。     

证券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研究

在我国,证券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并不畅顺,大部分符合刑事追诉标准的案件仅被处以行政处罚,造成违法成本的低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刑事与行政证明标准的差异,证据转换的困难,专业知识上的阻隔,以及监督的缺位等。建议通过推定方式转移公诉机关指控特殊类型证券犯罪的部分举证责任,减轻公诉机关的举证负担;根据不同证据的特点,完善行刑衔接证据转换规则;加强证券监管机构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建立信息共享及工作交流机制;增强规范执行力,确立有效的案件移送监督制度。     

浅论行刑社会化的思想渊源

国家在贯彻特定的刑事政策的范围内,往往将刑罚方法视为主要的手段,＂行刑＂、＂刑罚＂、＂刑事政策＂因而构成了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刑法命题。     

完善涉税犯罪刑事立法的思考

现行涉税犯罪刑事立法已不适应惩治涉税犯罪的需要,亟待修订。在修订涉税犯罪刑事立法时,应调整规制策略,将偷逃税款手段行为犯罪化;摒弃重刑理念,适度设置刑罚;弥补现行立法的技术缺陷;严密刑事法网,强化对发票犯罪的打击;密切联系税收征管实际,提高涉税犯罪规定的可操作性。     

浅议我国的刑罚制度

当前刑罚轻缓化,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已经成为世界刑罚改革的潮流,但是我国的现行刑罚制度在此方面却存在着差距,完善我国的现行刑罚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在刑法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这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起积极的作用。     

试论刑事和解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一、刑事和解机制概述 传统的刑事司法形成了以国家追诉为标志的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重点的刑罚结构,它在法律上实现了对犯罪行为的惩处,维护了社会正义。     

论期货、证券犯罪罪名的“分”与“合”——兼论期货犯罪罪名体系的构建

我国《刑法》中的"直接性期货犯罪",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与证券犯罪合并规定的方式,即在相应条文的"证券"二字后面加上"期货"二字。期货犯罪罪名的这种依附性状况,引发了学界对期货犯罪罪名体系的讨论。本文试图以期货犯罪与证券犯罪罪名的"分""合"之争为切入点,探讨如何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     

证券犯罪案件的侦查取证研究

在无纸化、背对背式的运行背景下,证券交易行为的完成往往比较迅捷,使得证券犯罪案件的证据较一般刑事案件证据具有极大的易变性、分散性。从而增加了证券犯罪案件侦查取证工作难度,但是证券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又是客观存在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证券犯罪案件的侦查取证重难点,并及时合法地获取强有力的证据来揭露证券犯罪。     

浅论刑法上一般自首制度

自首制度能使犯罪的人主动承担刑事责任,使侦查、起诉和审判的投入都大大减少,从而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益,符合刑罚的经济性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识一般自首行为(此类案件较多),特别是准备把握"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对于积极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非法经营期货行为及其《刑法》规制

本文认为,《刑法》在规制非法经营期货行为时应当设立“非法经营期货罪”,将该罪从“非法经营罪”中独立出来,并将期货犯罪与证券犯罪分开.“非法经营期货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客体为期货交易秩序和投资人权益,主观方面为故意,客观方面为交易场所外进行期货交易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刑罚配置方面应当调整最高刑,并增设资格刑.     

刍议证券犯罪的界定

我国证券市场开放后，证券违法犯罪日益严重，证券犯罪就成了刑法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对证券犯罪概念的正确把握是研究证券犯罪的前提，对我国现有证券违法犯罪立法状况的分析则是研究证券犯罪的基础。所谓证券犯罪，是指有关个人与单位，违反证券法规的规定从事证券的发行、交易、管理或其他相关活动，严重破坏证券市场的正常管理秩序，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而从我国证券违法犯罪立法状况看，对证券犯罪的界定是不明确的。     

浅析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价值蕴涵

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含义体现在“罪当其罚,罚当其罪”的法律公式里,追求罪刑之间的价值上的对称关系。我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罪刑相适应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是以报应主义刑罚观为基础,强调刑罚与已然之罪、犯罪客观行为或犯罪的客观危害行为相适应。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刑事人类学派与刑事社会学派的倔起,随着行为人中心论与社会危险性论的出现,保安处分和不定期刑的推行,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其内容得到了修正,也就是人们会这样认为：既注重刑罚与才巳罪行为相适应,也注重刑罚与犯罪人个人的情况（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相适应。可见,罪刑相适应的价值蕴涵将旧派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与新派主张的刑罚个别化结合在一起。     

网络借贷刑事规制限度及路径研究

网络借贷是借助互联网技术产生的新型“金融脱媒”现象,这种新兴业态丰富了现行金融服务体系,有利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但网络借贷行业也伴随着平台“跑路”、集资诈骗等突出问题。对网络借贷进行刑事规制是必要的,但应该有一个限度。就具体路径而言,倡导区分型犯罪圈和符合状刑罚圈相结合的规制模式,严密构筑刑事法网,完善轻罪制度,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构筑多元化的刑罚处罚方式,有助于实现在法治的基础上推动互联网金融包容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