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究竟怎么走?对比东亚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和拉美等发展模式,中国过去30年的城市化有很大的风险。城市化过程中,是发展大城市,发展中等城市,还是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面,决定于创业及劳动者发展和就业机会、工资水平、进入城市成本和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等因素。都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怎么布局,应当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政府只能是加以引导。     

中国城市化模式的一般性选择与西部地区城市化模式的个别性选择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从一般性来看可选择特大和大城市发展模式、中等城市发展模式、县城发展模式和建制镇城市化模式.但西部地区最好是选择以县城为重点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这是由西部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人文历史状况、区域分工特点和西部地区的经济与政治条件决定的.为加快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应采取各种有效办法促进西部地区县城城市化的发展.     

我国中等城市发展的若干问题

任何城市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非农业人口聚居的场所。因此,人们一般就以城市人口的数量作为划分城市规模大小的标准。在我国,对于设立市的建制的城市,通常分为四级:一百万人口以上的称为特大城市,五十万至一百万人口的称为大城市,二十万至五十万人口的称为中等城市,二十万人口以下的称为小城市。截止于1983年底,我国共有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城市289个,其中,特大城市20个,大城市28个,中等城市     

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与西部开发

对西部地区进行城市化的意义和可行性以及道路选择进行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分析，针对西部城市化存在的制约因素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得出西部城市化发展是西部开发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中国城市化应该选择大城市圈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西部地区也应该走以大城市包围农村、小城镇为主、兼顾发展小城市的发展道路。     

辽宁省中部城市群发展战略初探

辽宁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具有工业比重大,大中城市多,城镇人口所占比重高的特点。据统计,1982年全省13个大、中、小城市和93个建制镇,城镇非农业人口高达1,227.7万,占全省总人口的34.18％。现有的城市中,除沈阳、大连、鞍山和抚顺为特大城市外,还有本溪、阜新、锦州三个大城市及丹东、辽阳、营口三个中等城市与铁岭、朝阳、铁法三个小城市。大城市之多和城镇人口比重之高皆居全国各省区的首位。三十多年来,辽宁各大中小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工业和人口高度集中,也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其中,尤以辽宁中部城市群地区最为突出。因此,从工业和城镇合理布     

再析城镇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坦言说,这种退而求其次的策略,仍存有缺陷,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因为中小城市的户口很难留得住涌向大城市的滚滚洪流,大城市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的前景和命运依然是个未知数。     

影响农民市民化的因素分析

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是否愿意迁居进城,是迁入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城市、小城镇等,都表现出严格计算的经济人行为 农民是富有理性并非常讲究实际的,政府对农民市民化的不同态度及其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对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无疑是具有明显的推动或抑制作用     

基于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理论的滇中城市群发展研究

滇中城市群是云南省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群,但滇中城市群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体系发展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出现断层,滇中城市群涉及的四州市,工业化发展速度快于城市化发展速度。要优化滇中城市群的城市体系结构,需将曲靖、楚雄、玉溪培育为大城市,再发展几个中等城市和若干个小城市,同时强化中小城市的功能,引导其合理增长。     

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益——对我国现行城市建设方针的反思

我国城市建设的既定方针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然而,很少有人对它的科学性提对质疑。本文从效益最大原则出发分析了既定方针的缺陷,提出了对原方针进行重大修改的意见,即,以提高城市经济效益和尽量减少“城市病”为前提,从各地的实际出发,积极发展各类城市;根据大中城市发展中分工协作的需要,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和小集镇。     

新时代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128个县级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大城市地理距离、行政边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发展差距大。最后,从破除行政区经济束缚、强化中心城市辐射溢出效应、科学界定各级城市功能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建议。     

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4～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集聚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将经济集聚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路径分解为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后发现,多样化集聚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专业化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进一步将城市按照规模和区位进行划分后发现,大城市经济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中、小城市;东部城市经济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城市;多样化集聚对提升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经济韧性作用显著,专业化集聚对提升小城市的经济韧性作用显著;多样化集聚对东部城市经济韧性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城市促进作用最小;专业化集聚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的研究对推进差异化的城市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六顶思考帽下”对我国中等城市绿色交通的界定

我国大城市交通发展已经出现诸多问题,其发展方向已经大概确定.中等城市普遍经济不太发达,由于各地历史原因以及地理气候等因素,交通问题还不是很凸现.针对大城市发展的前车之鉴,应对我国中等城市的绿色交通重新界定,研究其预防方案.     

我国大城市的发展模式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进程中,大城市凭借其区位优势和规模优势得到了优先发展。我国政府虽然制订并实施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迅速增长的城市规模,给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机遇,但也给其持续发展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城市人口和地域的快速扩张,带来了土地等资源闲置浪费、城市自然与社会环境恶化、城市交通紧张等较为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我…     

生态市创建之西部篇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西部地区在这一阶段中表现出的特点之一是,大型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在整个西部的小城市或城镇全面开花.西部大多数地区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初期,大多数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仍以小规模的传统基础工业为工业化的起点,生态环境已经或正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损害,资源短缺日益加剧.     

湖南省城市用地现状和对策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以南，南岭山地以北，土地总面积２１．１９万ｋｍ２，１９９６年末总人口６４２８．００万，其中城市非农业人口６０８．０７万。１９９６年底，全省有设市城市２９个，其中特大城市１个，大城市３个，中等城市６个，小城市１９个。城市在人类社会经济...     

大城市的人口控制与疏导的几点意见

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老区工业的改造与扩建,新区的资源开发与建设,加速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解放初,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只有9.3％,“一五”计划完成后提高到13.5％,1982年城镇人口比重已达到20.6％。当然,同经济发达国家比较,人口城市化的水平还较低(1978年日本为75.6％,1977年苏联为62.5％,1970年美国为73.4％)。我国城市化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新城市不断涌现。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山东部地带向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的推进,在内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新城市。1953年我国5万人口以上的城镇只有173个,1978年增加到309个;1983年仅设市建制的城市就达到289个。新城市的不断出现,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第二,大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建国初期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5个,1983年达到20个,居世界首位。50万——100万的大城市,由14个增加到28个、翻了一番。在全国城市总人口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占35.2％,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占20.7％,二者合计占55.9％,而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所占人口比重很小。     

大中型零售业在中国中西部中等城市的发展潜力分析--以山西省临汾市为例

大中型零售业在我国大城市中发展迅速,竞争激烈,尤其是外资的大中型零售企业更是给内资的零售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冲击。反观在中等城市,尤其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中等城市,大中型零售商业的发展较为迟缓,然而零售业在中等城市却蕴藏广阔的市场和商机。文章选择了山西省临汾市的零售市场和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规模的人口密度是大中型零售业进入中等城市的基本条件,而区位因素、距离因子、消费者行为等方面成为影响大中型零售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     

地方政府合作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推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任务和基础,深化地方政府合作与破除地方保护对于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政策冲击这个准自然实验并利用1994—2018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合作使得资源错配程度平均降低了26.7%,政府合作对资源配置的政策效果在加入协调会后第四年开始显现,并具有持续性。与新进城市相比,加入协调会对于原位城市资源配置的改善更为明显。政府合作对资源配置的改善效果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显著存在,但对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政府合作对大城市资源配置的改善效果不如中等城市。距离核心城市越近,政府合作对资源配置的改善效果越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合作能够通过降低市场分割和促进区域产业分工进而降低资源错配。     

产业结构视角下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在理论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6年中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论如下:整体来看,地方政府绝对竞争与相对竞争不仅可以直接抑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还会通过引致产业结构的工业化抑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就总效应而言,地方政府绝对竞争与相对竞争仍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稳健性检验支持以上观点;分地区、城市规模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中等城市、小城市地方政府绝对竞争与相对竞争均能通过引致产业结构的工业化来抑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大城市地方政府绝对竞争与相对竞争未能通过引致产业结构的工业化来抑制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     

论西部开发的城市中心战略

实施西部大开发,必须以大城市为中心,在生产,贸易,金融,科技,信息,人才,交通运输和财务等经济活动方面起到先吸纳（从国外和东部地区）后辐射（向西部广大地区）的作用,带动西部地区整体发展,西安,兰州,成都,重庆等城市无论在区位上还是经济基础上都具备了成为西部开发中心的条件,决策机构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发挥其中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