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影响FDI区位选择吗？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基础上，采用中国2011—2018年284个地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数字经济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影响FDI的间接作用机制和系列异质性特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FDI的流入，并以间接影响制造业发展加速FDI流入，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实施宽带中国的城市、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对强化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数字金融、刺激居民创业渠道影响FDI。这些发现为新时期中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并稳定外资找到了新思路并提供了实证依据。     

外资进入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吗?——来自中国282个地级市金融发展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金融发展视角探讨外资进入是否导致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在分析金融发展约束下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融资效率、风险投资和价值发现渠道制约外资技术溢出,外资进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特别是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外资进入显著地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考虑内生性和动态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文章还发现,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金融发展仍未达到外资进入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最优水平。研究结论可对于“十四五”规划期间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启示。     

数字经济对统一大市场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在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推动要素市场自由流动,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0—2020年我国259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数字经济显著矫正了市场分割并提升了市场一体化水平进而切实促进了统一大市场发展。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和广泛促进市场竞争使得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加显著有效;同时政府有效治理和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显著调节了市场分割水平,使得统一大市场发展更加行稳致远。第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统一大市场的影响具有典型的非均衡异质性特征事实,具体表现在不同时间节点和不同要素市场分割。本文为数字经济如何促进统一大市场发展进而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重要参考。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新型城镇化:机制与检验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6—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跃升,并且两者走势趋同。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对新型城镇化的人口、生态和社会维度,但不利于空间城镇化的发展,并且对经济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期和区域异质性,即从“十一五”时期到“十三五”时期和从东部到西部,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呈现边际效用递增的特点。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受城市规模约束,并且依托数字技术的智慧城市建设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文章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视角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双碳”目标下,如何促进节能降碳成为当前中国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碳排放量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以中国26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首先,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作用效应为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其次,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竞争是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可通过地方政府竞争的间接效应抑制碳排放;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会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城市能源丰裕程度的不同、城市创新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能源丰裕度低的城市以及高创新投入城市,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政府应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数字经济发挥减碳效应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应进一步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为我国低碳发展增添动力。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文章构建三级指标体系测度中国省级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区域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水平提升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当期区域创新水平上升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上一期发挥促进效应。第二,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当期数字经济水平提升和上一期区域创新增加均会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IV因果中介效应回归表明,数字经济提高可以促进区域创新发展,进而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因此区域创新具有中介效应。第四,分地区来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和间接效应;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效应,但西部地区的区域创新会显著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稳外资”?

本文利用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稳外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讨论了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问题以及纠偏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FDI的吸引力度就越大；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消费扩张效应、拓宽融资渠道和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对FDI产生影响；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区域FDI差距，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防范风险的有效纠偏措施。政府应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营商环境构建为重要抓手，加快城市数字化建设进程，但也要高度警惕数字经济产生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发挥数字经济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引擎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吗?——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于重塑传统经济体系、推动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通过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4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但存在随着年份逐渐上升的趋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模型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城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更加显著。     

城市金融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古寺院金融的研究视角

本文选择寺院金融作为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准确识别金融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从理论上分析了古寺院金融通过多条渠道对现代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我国2004—2016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会通过“竞争效应”显著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该抑制效应在初始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外商集聚程度较高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更为显著。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以上结果依然成立。政策分析表明，促进金融发展的政策通过调节不同地区外资流入的增速有助于实现我国区域间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数字经济已成为长江经济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泉。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环境三个维度衡量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产业聚集三个层面定量评价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周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会对本地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作用;数字经济优化了产业结构布局,提高了服务业聚集水平,促进了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绿色创新效能和吸引劳动力流入两大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为此,应当加快数字化转型,培养创新人才,提升绿色创新效能。     

为资本而赛跑?——城市马拉松赛事吸引FDI的实证研究

"稳外资"已经成为当前政府经济工作的一大重点,而积极有为的地方政府对于吸引FDI具有重要意义,但政府是否积极有为难以在短期内被外来投资者全面观察和准确识别到.为此,文章将举办马拉松赛事视为地方政府向外界传递"有为政府"形象的信号机制和竞争FDI的手段,并基于2009–2018年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索了城市马拉松赛事对于吸引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举办马拉松赛事显著促进了FDI的流入,平均而言,城市每举办一场全程马拉松赛事能够使FDI相应增加约16％;(2)举办马拉松赛事的"引资效应"在市场规模较大、政府财力较雄厚的举办城市更为明显.文章不但拓展了我们对于地方政府竞争策略以及FDI流入决定因素的理解,而且也启发城市政府应在市场发展和财力保障的基础上,积极建设成"有为政府",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以吸引外资流入,从而促进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发展.     

技术多样化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279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对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变革具有深刻影响。作为依托数字技术而产生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发展根植于城市过去的技术结构之中,技术多样化水平通过影响城市整合和重组现有技术与新技术的能力,影响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机会。本文从技术多样化视角出发,基于279个地级市的发明专利数据,实证分析了技术多样化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考察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通过进一步区分相关技术多样化和不相关技术多样化,验证了不同类型的技术多样化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多样化能够显著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技术多样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越明显;不同类型的技术多样化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不相关技术多样化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的相关研究,并增加了对技术多样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的理解。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低端锁定”还是“高端促进”？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加入社会生产过程,数字经济对产业内部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为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影响,在2011-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为“高端促进”,而非“低端锁定”,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本地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带动邻地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门槛值时,表现出持续增强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证实数字经济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能够为数字经济时代破除经济“结构性减速”、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提供有益启示。     

1990年以来外资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分析了1990年以来江苏利用外资的基本形势,利用FDI业绩指数和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外资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证明外资对江苏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江苏省开放型经济格局为外资流入创造了良好环境,外资流入与经济增长的省内差异显著,从地区结构看,苏南、苏中、苏北的外资与经济增长呈梯度递减,从城乡关系来看,城市,尤其是行政级别较高的地级市是外资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集中地,再次证明二者之间联系紧密。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数字经济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进而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高行政等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能显著提升一般行政等级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低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进而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绿色经济效应和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与“双链”融合驱动模式转换

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施路径,现阶段我国亟须从产业链“拉动”创新链转变为创新链“推动”产业链的融合模式,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选取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构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和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建立相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是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有效手段,并且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增强创新链“推力”,从而推动我国“双链”融合模式转变;分区域来看,数字经济增强东部地区创新链“推力”和中部地区产业链“拉力”,展现出良好的促进“双链”融合作用,但是在西部地区由于资源挤占问题会产生负面影响。研究有助于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厘清产业演进发展规律,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     

城市电商化发展能否实现稳就业？

稳就业是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关键支撑。文章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电子商务发展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就业水平,并且该提升效应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城市和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更为显著,同时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市中均有显著的就业提升效应。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城市创业活跃度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就业水平的主要途径。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发挥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在促进示范城市就业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对周边城市、相邻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城市就业水平产生了积极作用,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为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发挥电子商务在稳就业中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途径与作用实证研究

数字要素作为近年来最具核心竞争力的资本,已成为驱动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包含“新发展理念”多维属性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测度了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含自治区、直辖市,西藏除外)的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和分维度指数,结合各省份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建立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创新、协调、共享”水平,但是对“绿色、开放”作用不显著;再次,创新的赋能效应最大、共享最小;最后,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中部地区作用最大,东部和西部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未来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再审视：包容性增长与职业多样性的视角

职业多样性能够较好地捕捉数字时代劳动力在新型职业就业的特征,但既有关于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研究对城市职业多样性的关注较少。本文在归纳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是促进包容性就业的重要社会基础,而数字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流入有利于提高就业包容性。此外,在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城市,移民的流入将降低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而在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城市,移民的流入将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因此,推进数字经济与就业优先战略协同发展,应该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多样性,在促进机会公平中推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