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惯例的新发展 及其对我国民商法的影响

已存主要国际商事惯例 国际商事惯例,就其用语而言,国内学者亦有称为"国际商务惯例"、"国际商业惯例",国外学者也有称"商人习惯法". 当前,在国际上影响力较大的成文国际商事惯例,主要存在于国际贸易和国际融资领域,内容涉及贸易术语、运输、保险、仲裁、托收、信用证、担保、银行保函、福费廷等诸多方面,国际商会则是国际商事惯例编纂的最主要贡献者.     

国际商事惯例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民商法的影响

已存主要国际商事惯例 国际商事惯例，就其用语而言，国内学者亦有称为“国际商务惯例”、“国际商业惯例”．国外学者也有称“商人习惯法”。     

美国仲裁机构税收政策初探

仲裁机构是顺应解决商事争议的需要发展起来的。商事纠纷多发性、专业性及私密性等特点,决定了诉讼解决模式无法满足所有商事主体需要;现代司法资源的有限配置也需要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来分流案件。本文选取极具代表性的美国非营利性仲裁机构适用税收政策进行分析,介绍了美国非营利性仲裁机构的免税范围规定、资格认定、关联的私人利益与营利性所得的税收安排以及信息披露与监管制度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在法规体系、税收优惠政策、区别对待及监管机制方面促进我国仲裁机构发展之有效经验。     

国际商事仲裁透明度提升路径研究

保密性是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征。但国际商事仲裁的保密性有不利于国际商事法律及惯例的发展和使得仲裁裁决得不到监督等缺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提升国际商事仲裁的透明度,但是在国际商事仲裁透明度提升的路径选择上仍不明确。保密性是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征同时也是其具有的优势,因此在对其进行透明度提升也注意对其保密性的维护,在国际商事仲裁透明度改革的过程中应注意有限的透明度建立有限的信息披露制度,同时也可建立第三方参与机制。     

清代闽台商人间经济纠纷的案例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于明清时期的商业纠纷与商业诉讼,已多有研究.笔者在从事闽台区域民间文献搜集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部分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深藏在民间私家,极少为人们所引用,本文将之整理并略加分析,或许对于加深明清时期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的研究,有所帮助.     

清朝大晋商刘笃敬

刘笃敬，字辑臣，号筱渠，山西太平人。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清政府软弱腐败，西方列强利用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大肆向中国倾销洋货，山西各地的洋布、洋面、洋烟、洋火、洋线、洋纸、洋画、洋书，充斥市场，洋商、洋号到处都是，固而国内各大城市的主要商品市场，都洋货盈市，几乎被洋商垄断。山西商人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民族商业步履艰难，危在旦夕。     

公司印章在商事实践中的法律效力分析

随着商事活动的不断发展,作为公司信用象征的印章的使用也逐渐暴露出许多的问题,且大多涉及印章被滥用时合同的效力及责任的承担。因此,本文将着重对商事活动中公司印章的效力进行讨论,重点分析印章滥用引发纠纷的原因,从而提出对公司印章管理的法律建议。     

论近代中国商会的商事仲裁功能

在“群情隔阂,势涣力微”的清朝末年产生的近代中国商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将商事仲裁作为其主要的职能之一。商事仲裁即商会对商人间的各类商事纠纷进行评议,做出裁决,以息讼和解、固结团体、保护工商的一种方法。 一、商事仲裁的缘起 商事仲裁的产生是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土壤。     

新中国初期北京市铺底权纠纷的处理

铺底权作为传统商事习惯在北京地区长期相沿,催生了“一铺二主”的权利.结构,在通货膨胀的作用下纠纷不断。新民主主义时期,实行“保护房屋”和“发展工商业”政策,铺底权被认定为“畸形习惯”和“剥削手段”,相应纠纷亦亟待解决。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调整,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正式推出铺底权纠纷的处理方案,承认“铺底利益”而否定“铺底权制度”,将复杂的制度革新问题转换为利益分配问题,在事实上消灭了铺底权制度,又保留了其作为传统商事习惯的有益成分,调和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与传统商事习惯,有效地疏解了社会自发秩序与国家制度建构之间的张力。     

走近中国的ADR

ADR（Alternative Disputes Resolution）,意为替代法院诉讼的争议解决办法。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经济活动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纠纷的激增。ADR浪潮也随之席卷全球。由于中国就有了替代法院诉讼的各种调解方法，帮有“中国的ADDR”之称。在浦东新区，就活跃着一批专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商事调解服务的调解员，他们被人们誉为调解涉外经济纠纷的“老娘舅”。     

对FOB出口指定货无HB/L放货问题的思考

在买方市场的国际贸易中,国外采购商往往既要保证船期,又要保持零库存,而国内出口商SHIPPER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接受FOB指定货这种条款;按FOB指定货这种条款出口,可能存在无单放货的风险.文章讨论了FOB指定货出口的运作现状、存在的无单放货风险,提出了防范风险的措施.     

为什么上市公司选用仲裁解决争议？

现代商事仲裁制度应用广泛。作为一种诉讼外的争议解决方式,仲裁曾经被大量应用在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合同中。随着中国产业经济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仲裁因其能更灵活按照当事人的意愿解决纠纷,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不同领域的商事主体选择作为其解决争议的方式。     

探索商事纠纷的司法调解制度

党的十七大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目标，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1]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也不断出台文件，鼓励建立健全各类的调解制度。2009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就明确了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工作目标。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做好诉讼与非诉讼渠道的相互衔接。研究新型的调解制度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商事案件有别于传统的民事纠纷具有专业性、行业性的特点。在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基层法院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可以探索的工作方式之一就是利用我国丰富的调解经验，针对商事纠纷的特点，探索一种适合解决商事纠纷的、与司法制度相衔接的调解机制。以司法的公信力和强制性对调解工作进行引导、监督和保障。     

负荷与生产能力的计划及控制(下)

四、为定货生产的公司中负荷与生产能力的平衡——有节制地接受定货承接定货的公司所生产的制成品,是根据客户的定单定制的。在生意差的时期内,也许无法预先制造一些产品作为存货,或者只能制造一些通用的零部件。举个例来说,制造专用交流发电机的厂商,除非甘冒大险,是不会在市场不振时去生产成品的。     

必须重视涉外法律人才的引进与培育

近年来我市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出口市场已覆盖全球187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企业遭受国际经贸纠纷越来越多,由于我市涉外法律人才严重缺少,已经影响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高度重视涉外法律人才的引进与培育。一、我市近几年遭受国际贸易纠纷情况 据统计，自2008年至2010年，市贸促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海事法院等单位共办理涉外商事案件75起，其中反倾销66起，美国3377起，     

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制度的构建和发展——以自贸区仲裁规则为视角

当前,贸易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贸易摩擦也日渐增多。友好仲裁制度因其特点,已成为解决商事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将以我国上海自贸区仲裁规则为研究视角,在分析友好仲裁制度特点的基础上,分析自贸区仲裁规则的意义、创新并对其进行评价,从而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更好推动国际商事友好仲裁制度的构建和发展。     

清朝广州十三行富商潘正炜

潘正炜,生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字榆庭,号季彤,商名绍光,副贡生。他于道光二年(1822年)继承祖业,成为广州十三行同孚行行主,外商仍沿用对其先祖称呼,称他为潘启官三世,他在19世纪20至40年代洋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潘正炜父亲是著名的洋商领袖潘有度,外商称他为潘启官二世,他是最富有的洋商。当洋商十分艰辛,而且经济状况及处境不稳定,尤其是行商首领,担负的与外商交涉事务及处理公行     

我国多元化经济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及成因分析

新经济形势下我国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利益冲突越发尖锐,社会主体之间的经济纠纷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样态。类型多样的经济纠纷客观上要求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与之对应,而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存在较大缺陷,追本溯源,有利于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没有诚信 哪来仲裁

仲裁作为一种民商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不是法学家的创造，而是人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古时地中海沿岸一带，海上贸易发达而致商事纠纷增多，那个时候的商人被视为社会异己的力量，被人瞧不起，于是他们自律性极强，     

友好仲裁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国际民商事纠纷的解决主要有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几种方式,各种方式可谓各有利弊.其中,仲裁作为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一种有效方式,因其自身具有灵活、快捷、费用低廉和保密等特点,在世界各国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国际商事仲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作.为解决跨国纠纷的有效手段之一,得到广泛应用,随之也产生了一些相关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