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来"与"走出去":统筹均衡协调发展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是实现对外开放全面协调发展的必要途径。作为对外开放工作的两个方面,“引进来”是利用外资促进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走出去”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从资本流向上看,“引进来”与“走出去”恰好相反;但是从相互作用机理上看,吸收外资能够诱发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又能推动吸收外资,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可以共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二者不仅不构成矛盾,反而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深层次上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引进来…     

中国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关联性研究

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密不可分,通过检验资本是否流向边际资本产出高的区域,可以衡量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如果区域净资本流与区域边际资本产出正向相关,则可得出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结论。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通过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资本往往被配置到生产率较低的地方,这一现象的形成可以利用政府干预过度、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以及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盛行等因素加以解释。     

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与金融监管体制演进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创新的金融理论和实践证明,当前,金融风险也能够当做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不过其会具有对风险进行所谓的“配置资源”问题。配置风险资源不断市场化也使得所占用的社会资源得到了节省。不断发展的信息化和市场竞争,导致金融组织中的社会经济职能开始不断变化,进而转变成为了一种由配置资源风险和配置资源中介二者为主的双重角色。从而使得金融监管有了来自金融风险配置的市场化的填充,从而让创新金融也变为一种对金融监管效率进行提升的方法。当前国内也正在不断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其必须要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理清,从而更好的发展金融创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涵、目标与模式

在界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目标与典型模式。(1)从自然资本的折旧性,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值”目标,典型模式包括生态补偿制度、转移支付制度、损害赔偿制度。(2)从自然资本的发展性,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转化”目标,典型模式包括物质产品交易、生态权益交易、资源产权流转、资源配额交易、生态产品融资。(3)从自然资本的增殖性,提出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增值”目标,典型模式包括生态载体溢价、生态产业开发、资源整体配置。最后,结合生态产品的物理学和经济学属性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瓶颈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从实体资本到虚拟资本:现代企业理论演变之“道”——基于中国“道”哲学的探索

从企业理论的发展史来考察,经济学中企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经济学等三个阶段.从中国“道”哲学来观察,企业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经历了一个由注重“阳”——“有形”资源和“实体资本”,进而发展为注重“阴”——“无形”资源和“虚拟资本”的阶段,最后达到“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相结合,“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相结合,强调“阴阳和合”的历史演进过程,最终显示了把企业中“有形”资源、“实体资本”与“无形”资源、“虚拟资本”结合起来分析考察的趋势,这充分体现了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哲学现,也越来越接近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的本质.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新发展格局下的制度型开放高地。本文基于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企业“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性模型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从国际资本“引进来”视角看，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通过促进同业竞争和缓解融资约束两种方式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从国内资本“走出去”视角看，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通过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对生产率中等水平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南方地区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更加明显。这些结论为更高效地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田”功能，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考察了金融深化程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制度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利用1997-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经济转轨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呈倒U形变化.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尚处于转折点的左侧,故而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积极影响;(2)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除了直接作用外,外资还会和金融发展交互作用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彼此加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外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而随着外资规模的增加,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也得以强化.     

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企业金融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在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方法或控制模型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国有企业和低绩效企业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形成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金融化对投资过度企业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财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配置效率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对实物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且该效应在持有更多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强。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企业应充分认识金融化对实物投资的影响，不断合理分配资金和优化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避免“脱实向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金融化的成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本文结合当前中国出现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使用2005年至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从企业资金来源和使用的角度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全行业相比,上市带来的金融资源供给缩小了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获得金融支持方面的差异,但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表现为:资金配置的利润导向不明确;国有上市公司预算软约束依然存在;实业金融化主要源于金融资源供给的增加而非企业经营利润的增长。这种经济金融化并不能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还可能影响实体经济的金融环境。未来应打破银行作为间接金融媒介的垄断地位,加快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给民营企业更大发展空间。     

资本运营的制度约束及其消除

资本运营有赖于一个健全的制度基础 ,制度变迁中 ,中国的金融制度存在许多缺陷 ,尤其表现在资本市场上较严重的市场压抑 ,直接导致资本市场的非资本性和非市场性 ,导致资本本性丧失和资本市场功能弱化 ,对资本运营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影响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必须深化改革 ,完善各项制度 ,有效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     

资源耗竭原因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资源耗竭问题的两大主要原因,即自然资本与人为资本具有完全替代弹性的理论与正值贴现率政策。二者从“经济人行为假定”出发,虽然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由于忽略了“代际公平”,因而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为了真正实现资源的持续性使用,必须遵循最低安全标准和代际公平原则,这样才能有利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从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现代企业的资本结构与杠杆效益

现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结构和杠杆效益，每个企业都无一例外地通过金融这条渠道，实现其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本文仅就金融理论中有关企业资本结构及其在现实经济工作中的运用和决策，结合本人实际的工作，谈些粗浅的看法。     

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文章认为中国的投融资改革严重滞后，其原因不仅因为受到国资国企延误改革的拖累。而且还因为它既秉承了传统计划经济最核心的内容(即政府配置资源)，又在渐进改革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特色”。投融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其根本措施是完善出资人制度，将投融资管理的重点从项目管理转向资本市场管理，从“投”转向“融”。文章指出，中国投融资改革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建立起针对出资人的资信评价体系，以资信等级为依据，实施对出贵人融资能力的宏观调控。放弃项目的行政审批，形成投资决策、资本决策、信贷决策三权鼎立，相互制约各负其责的投融资格局。严格金融监管、放松金融准入，严格市场清除、放松资本管制，培育财务投资者与战略投资者之间良性互动的资金供求机制。厘清企业制度，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第二个结合”对金融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指导意义

<正>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这是习近平首次针对金融和经济方面问题阐述“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第二个结合”为构建金融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方向。     

资本配置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对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资本总量增加较快,使用不同测度方法获得的资本配置效率测度结果虽然略有差异,但基本一致显示我国资本配置效率总体仍然较低.资本配置主要通过银行、机构投资者和外商直接投资三类渠道实施,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诸多因素大致可分为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和金融中介三类.不同渠道和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需要进一步确认并给予重视.     

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进展、挑战与策略

金融制度型开放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战略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金融开放的配套机制渐成雏形、自主开放与协定开放并行、积极对标国际规制要求、探索采用国际高标准管理模式、金融标准双向突破,但也面临着国际金融治理领域中的“中心-外围”困境、对标高标准规则不彻底、国内金融法规滞后于国际规制要求、落实国际通行管理上不到位以及金融标准“走出去”缓慢等挑战。因此,下一步推进金融制度性开放,需要根据国际文本要求整合金融开放规则,完善金融专门立法并与规制类开放有效衔接,完善金融开放中的具体管理措施,加大吸收国际先进标准和推出国内重点标准“走出去”并重以及做好金融风险防范。     

能源金融与环境制约的互动效应

能源金融是将能源资源与金融资源整合,能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不断耦合优化,促进能源产业与金融业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一系列金融活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趋紧的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借助能源金融架起中国从“黑色经济”到“绿色经济”转轨的“金色桥梁”意义重大.本文将能源、能源金融和环境作为一个系统,研究能源金融与环境制约间的互动效应,力求促进能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互动共赢,为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理论借鉴.     

金融创新、资本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

当前,金融创新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金融创新一方面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多融资方式和工具;另一方面可通过优化企业资本配置,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和内部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微观层面研究金融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以2011-2015年34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金融创新、资本配置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创新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正向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结论可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理运用金融创新、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

本文依据我国市场化和产权制度改革特征,结合罗默(1999)和巴罗等(2000)的模型及演绎逻辑,将制度引入增长模型诠释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数理分析表明,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制度越不完善,经济增长就越受限于制度的发展。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将产权制度以直接或与资本相结合形式进入模型,分类检验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贸易、金融和地域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OLS和GMM估计结果显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效力,省际面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也印证了上述结论。本文指出,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包含制度贡献,产权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互联网金融、社会资本与农户多维贫困

文章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多维贫困,社会资本是互联网金融改善农户多维脱贫的重要机制。基于社会资本特征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组织型社会资本、匮乏型社会资本、制度型社会资本,非组织型社会资本、存量型社会资本与资源型社会资本在互联网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机制中具有较强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异质性产生的原因,发现组织型社会资本主要通过权利减贫降低风险型多维贫困,非组织型社会资本能够同时通过权利减贫与物质减贫缓减农户结构型多维贫困;资源型社会资本则在物质减贫、能力减贫和权利减贫上均优于制度型社会资本。文章结论表明扩大社会资本存量是互联网金融助力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