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视角下合作社参与“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优势分析

"公司+农户"养殖模式是一种提升中国养殖业规模化水平的生产模式,其促进了中国养殖业的产业化升级,然而交易和契约的不稳定限制了这种模式的进一步发展。H公司"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现实表明,市场和自然风险加剧的有限理性、交易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加剧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专用性资产投入博弈增加了公司和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交易和契约的稳定性。而现有的"公司+合作社+农户"养殖模式的案例表明:公司和农户在合作社基础上可以形成有利于控制交易成本的合作机制,克服了传统"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缺陷,进而能够保证交易和契约的稳定。     

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具有益贫性的显著特征,这使其能够成为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理想载体。农民合作社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普通农户无股权,使合作社与普通农户之间难以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整合国家财政扶贫资源与合作社进行对接,再吸纳贫困农户的自有资源,一方面有助于依托合作社推动建立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合作金融扶贫与农业科技扶贫相结合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在合作社中的股权份额,改善合作社的产权构成,使贫困农户能够更好地参与合作组织并逐步提升合作自治能力,推动合作社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走上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社会交换、信任困境与混合治理

本文从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中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双方"关系"入手,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对双方间的社会交换关系进行了分析,运用信任博弈理论探讨了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的信任行为。研究发现,在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中,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存在依存关系、权威关系和竞争关系;由于资源禀赋的强异质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缺失,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存在信任困境。依据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间的关系交换程度,可以采用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机制,促进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运作机制分析——基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作为"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改良,"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在降低交易成本,维护契约关系,规避市场风险,保障农户权益等方面更具优势。基于贵州省威宁县HX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的个案研究,本文采用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从产权结构和治理模式两个角度考察"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运作机制,一方面,合作社"关系产权"的"双重嵌入"有效降低了公司与农户间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桥接式治理模式的"楼长制"既能实现公司与农户间的结构洞网络效用,又能满足合作社"关系产权"治理需求。但作为一种"双重嵌入"性存在的代理人,合作社极易发生委托人和代理人"共谋"现象,使合作社组织目标为公司经营目标所替代,即"目标替代",最终使得合作社不合作。规避"共谋"和"目标替代"及防止"合作社不合作"现象发生是今后合作社发展的重要风险。     

牧民生计困境与“小贷公司+合作社”模式——基于内蒙古牧区的案例调查

创新扶贫机制是金融扶贫的重要内容。文章基于实地调查,分析了"小贷公司+合作社"模式在牧区提供信贷服务并取得一定效果的原因。研究发现,该模式形成的外在原因在于资金需求端牧民的生计困境;而作为资金供给端的该模式,则由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Z小贷公司与陷入组织成本困境的合作社纵向联结,其效果在于有效地缓解牧民的资金需求,而且确保其自身可持续发展;该模式实质在于通过合作社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风险以及降低交易成本。基于此,本文的经验启示在于外部资金参与扶贫需要克服交易成本以及设立组织需要缓解组织成本的难题,并从牧民生计困境缓解和合作社发展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政银企+N”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运行分析——以牧原生猪养殖产业链为例

本文以牧原生猪养殖产业链为例,在分析“政银企+N”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运行机制基础上,揭示了基于金融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实现农户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机理.研究发现,“政银企+N”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由政府主导,依赖金融机构发放扶贫贷款,利用合作社整合流转土地和贷款资源,联合龙头企业发挥自身产业优势,以形成“政府书银行+企业...     

社会资本与治理视角下“公司+农户”养殖模式契约稳定性分析

"公司+农户"是我国农业经营组织模式的一个创新,旨在化解我国农产品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这种模式在养殖业中的应用尤为普遍。然而近年来,"公司+农户"养殖模式时常遭受契约不稳定的困扰,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治理与社会资本提供了一个探究"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的新视角,三个不同的案例表明仅使用契约治理或关系治理无法应对"公司+农户"养殖模式所面临的复杂环境,而只有在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并重以及农民专业组织存在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功能完整、结构平衡的社会资本才能够抑制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进而"公司+农户"养殖模式契约才能维持稳定。     

公司领办型合作社的形成机理与制度特征——以四川省邛崃市金利猪业合作社为例

本文认为,公司领办型合作社的形成机理在于,以"公司+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为代表的订单农业模式同时沿着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两个方向演进,从而初步实现"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混合一体化发展模式。本文从契约性质、资产专用性和成员异质性三个维度对公司领办型合作社的制度特征进行剖析。公司领办型合作社将成为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发展趋势,但该模式作为转轨时期的一种过渡形态,具有不稳定性,应加强政策导向,使其朝着具有经济实体功能、基于劳动合作的独立性合作社的方向演变。     

龙头企业与农户订单履约效率及其动因探寻——来自91家农业企业的调查资料

本文基于91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有效调查问卷,对订单农业中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订单履约效率及其动因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保底收购、随行就市"的价格条款、要求农户进行专用性投资或预付保证金、专用性较强的农产品、在广泛深入交往基础上累积的信任、声誉等社会资本因素有利于提高订单农业的履约效率和增强公司与农户契约关系的稳定性,而订单农业中"公司+农户"组织模式对公司与农户的契约关系具有负向作用;"公司+经纪人+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组织模式由于中介组织的加入能提高订单农业的履约效率,但统计特征并不显著;订单农业中政府涉入并不能显著增强履约效率。     

扶贫产业园助农增收

正河北省任县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整合扶贫专项资金,按照"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建设农业扶贫产业园,采取"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联结机制,将贫困群众嵌入到产业链条中,实现贫困户打工赚薪金、入股分红金。目前,农业扶贫产业园建有198个春秋冷棚、30个高标准日光温室、冷库和分炼中心,年产哈密瓜、甜瓜、     

制度是博弈的结果——西安市临潼石榴专业合作社案例解析

本文以西安市临潼石榴专业合作社为例,运用博弈论分析方法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制度变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制度是全体组织成员博弈的结果,达成合作的纳什均衡的前提条件是合作收益,途径是惩罚机制。在合作社制度下,合作收益来自于规模经济性、纵向一体化以及对交易成本的节约,合作社的分配制度和惩罚机制促使合作纳什均衡的达成,保证了合作组织制度的有效运转。     

异质性成员关系下的合作均衡——基于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关系的研究

从同质性成员合作的囚徒困境到异质性成员的合作均衡,收益大的成员将成为合作的发起人。但在农业合作社中,"民主管理"以及"严格限制分红"等传统合作社原则将会影响到大户的合作收益。本文以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关系为例,运用合作博弈方法从投资激励和谈判力量两个层面建立概念框架,从合作收益分配的视角对他们之间的合作动因进行剖析,然后对目前农业合作社中专业大户带动小户的合作均衡进行探讨,认为市场供求状况是促使大户与小户合作的重要因素,从而弱化了大户在带动小户合作时对政策性推动的依赖。     

信任建构、制度变迁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一个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发展的策略与实践

中国人的信任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特殊信任,这被视作理性经济组织难以在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对特殊信任与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之间的否定关系提出质疑,通过案例研究后发现:合作社在外部力量的参与下,被嵌入一个资源性结构中。这让领办合作社的能人受到环境软约束的影响,使其得以摆脱"人情困境",并培育出认同合作文化与组织理念的关键群体,进而为合作制度变迁提供源动力。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构建起的"利益—关系网络",能够让普通农民在频繁交易与重复博弈中深化自身对合作社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关系。由此,普通农民的信任特征就会不断从工具性与人际性的维度向价值性与制度性的维度演化。这能够促使普通农民在参与合作社的活动中逐渐从外围成员成长为核心成员,从而为合作社扩增成员规模创设条件,并为合作制度规范化建设提供稳定的支持力量。     

从产业扶贫到产业兴旺：制约因素与模式选择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近年来取得显著成效,但部分地区的脱贫成果还不稳固,面临着产业发展过度依赖政府、农户内生动力不足、新型经营主体带贫不强等制约因素。适宜的产业发展模式是这些地区克服制约因素、巩固产业扶贫成果、接续产业兴旺的重要手段。本文在总结产业扶贫经典模式的基础上,提炼出以政府为核心的"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以市场为核心的"产业基金+龙头企业+贫困地区资源+农户"模式和以社会力量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政府+合作社+农户"模式。通过深入剖析三种模式的参与主体和运行机制,揭示这些模式的特征和适用条件,为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选择产业发展模式提供依据。未来要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构建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以促进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的有机衔接。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网络化治理——基于鄂东H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是影响其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以鄂东H合作社为例,分析了一个股权配置虚化的合作社是如何通过网络化治理获得良好组织绩效的。研究发现,H合作社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网络化治理:一是合作社通过理事会骨干社员在各村庄设置独立分社的方式,扩张了组织规模,实现了合作社的横向联合;二是合作社各分社通过设置"技术员"角色,实现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建立了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H合作社网络化治理的实质在于组织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从而降低了它在规模扩张和与农户合作中的交易费用。本文研究的启示是: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运作,合作社不仅可以实现跨区域的横向合作,增强竞争力,而且能够动员普通社员参与其发展,保持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因此,网络化治理是合作社的一种重要治理模式。     

小额信贷扶贫的治理机制、运营模式及发展困境——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扶贫经济合作社"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引入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扶贫经济合作社"的经营模式,深入剖析了小额信贷扶贫项目的治理结构和机制、扶贫机制和产品设计、运行管理模式,以及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与解决途径.本文以为,扶贫合作社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人员素质较低、盈利能力有限、垒大户问题等发展困境,但这种扶贫方式具有覆盖范围广、针对对象精准、成本低等优势,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国家需要在明确其合法地位、改善发展环境、对合作社在拓展资金融通渠道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     

小小金银花扶贫大产业

正近年来,河北省巨鹿县在推进产业扶贫过程中,鼓励农民发展金银花种植业,并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管理模式,为种植户带来良好收益。截至2020年6月,巨鹿县金银花种植面积13万亩,年产优质干花1.4万吨,辐射带动全县8.5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肇源农场扶持“嫩源模式”的创新办法

<正>1.组织形式的创新——农场与协会的介入。"嫩源模式",通过由"公司+农户"到"农场+公司+协会"模式的转变实现了组织形式的创新,使合作组织范围内成员互相了解、信任和监督,节约了签约、执行和监督契约的成本,稳定了企业与农户之间购销关系,公司、协会与种植户之间的组织关系较以前更为紧密。     

辽宁省创新科技扶贫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打赢脱贫攻坚战,核心是产业,关键靠科技,探索建立科技扶贫长效机制是确保脱贫产业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阐述辽宁省建立科技扶贫工作机制的主要做法及科技扶贫主要模式:"政府+科技+企业+贫困户"科技扶贫院县共建模式、"四位一体"科特派扶持产业脱贫模式、科企合作产研融合扶贫模式,进一步提出探索建立科技扶贫长效机制的建议。     

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固定租金契约优于分成契约——兼论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空间

在发展农地股份合作社的过程中,政府始终将建立合作社与农民的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作为重要课题,"固定收益+浮动分红"式的分成契约成为合作社的核心制度安排。然而,实践中,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分成契约被固定租金契约广泛替代,引发对农地股份合作社制度有效性的争论。本文从两个层面讨论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租金契约安排:一是在土地出租人与承租人作为自然人的层面上,基于张五常和巴泽尔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认为在当今中国农业生产约束条件下,由于政府投资土地改良、货币地租普及、技术进步和农业保险的发展以及有效控制契约中的相关属性,使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固定契约成为优于分成契约的制度安排;二是在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层面上,考虑大量兼业小农参股合作社以及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政策,认为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农户土地承包权不完整以及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权缺乏竞争市场,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可能性很小。农地股份合作社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功能定位,优先选择固定租金契约,并把服务内容限定在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租地契约执行、管护农地资源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