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国际谈判研究

《京都议定书》第12条“清洁发展机制（CDM）”规定,发达国家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并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服务。CDM宣告一个巨大的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形成。这对于从事新能源、节能等行业的企业是一个巨大的商机。文章通过分析云南省CDM项目在销售谈判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云南省CDM项目国际谈判能力的相关建议。     

云南省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国际谈判研究

<京都议定书>第12条"清洁发展机制(CDM)"规定,发达国家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并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服务.CDM宣告一个巨大的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形成.这对于从事新能源、节能等行业的企业是一个巨大的商机.文章通过分析云南省CDM项目在销售谈判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云南省CDM项目国际谈判能力的相关建议.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双层博弈分析

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后京都谈判。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为此做出了积极努力,并把气候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之初就表现出负责人的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其中。但随着国内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逐渐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针对的焦点。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谈判立场逐渐背离在气候谈判之初《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意图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纳入强制减排范围,逃避其历史责任进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南北对立格局一直贯穿气候谈判的始终。面对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压力,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章主要利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提出的的双层博弈模式分析框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试图打破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两难困境。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趋势

《京都议定书》生效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里程碑。议定书生效后，议定书的实施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急务的完成不仅需要从国际层面上对相关法律程序进行完善和运行，而且需要附件Ⅰ缔约方制定和实施新的减排政策措施，完成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谈判启动在即，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面临重大变革。     

基于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演化博弈分析——地方政府与企业

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建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减排温室气体的灵活机制。它允许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履行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义务。本文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对清洁发展机制的主要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了分析。     

碳排放权会计确认和计量问题的探讨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减排温室气体的灵活机制。通过该机制,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崭新的商品交易形式必将得到迅速发展。因此,如何对碳排放权进行会计处理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碳排放权的概念及实质等基本理论为基础,对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我国企业制定相关会计准则等规范提供参考。     

国际贸易中的劳工、环境标准之争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国际贸易中劳工、环境标准问题的争论愈加激烈.本文分劳工、环境标准的"公平贸易"之争、WTO引入劳工、环境标准的"合理性"之争两方面对此进行了评述,并预测了其发展趋势.文章认为,劳工、环境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是迟早的事.我们一方面需防止贸易伙伴国出于贸易保护需要对劳工、环境标准的滥用;同时应积极主动地运用国际公认的劳工、环境标准,以提升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在后京都时代的谈判立场与国际合作对策研究

<京都议定书>的第一个承诺期(2008～2012年)即将结束,在此之前国际社会需要通过谈判寻求新的全球气候合作模式或者将<京都议定书>延伸.本文将后京都时代谈判的进程和成果进行梳理,阐明了各国对于这些谈判和成果的看法与立场.本文运用简单的博弈方法,分析了中国在后京都时代的处境,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全球温室气体控制需要还是从各利益方较量结果来看,中国在后京都谈判中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都很大.为了维护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本文提出了中国在后京都时代谈判和合作的建议和对策.     

上海碳金融发展的思考及建议

虽然近年来上海在低碳金融的发展方面已经起步,成立了专业的碳金融交易机构,在绿色信贷、碳减排交易和低碳产业直接融资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推进.但是,上海碳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发展缓慢.碳市场的相关制度、规则等市场相关要素均未制定和完善,仍然停留在初步的个别交易中,碳市场并未真正建立起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当今科学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强烈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以减少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碳减排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升温.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乃至《哥本哈根协议》等一系列国际气候谈判,将世界多数国家纳入碳减排的行列中.在《公约》尤其是《京都议定书》的推动下,全球催生出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对象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三种交易机制——排放交易、联合履行和清洁发展机制,完成其有关限制和削减排放的承诺.     

清洁发展机制（CDM）在中国的实施

一、清洁发展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KP1997）规定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另外两种机制为：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简称JI；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ing，简称ET）。根据《议定书》的规定，它是发达国家缔约方为实现其部分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进行项目合作的机制，     

《京都议定书》及其清洁发展机制的减排效应——基于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微观项目数据的分析

面对新一届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中国政府要不要落实《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继续投身国际环境合作?作为《巴黎协定》的早期探索版本,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可为相关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一个较好的"反事实框架"。为此,本文以《京都议定书》唯一的南北国环境合作项目"清洁发展机制"(CDM)为研究对象,手工搜集国内3027个工厂级CDM项目的空间地理信息,构造包含30773个观测点的2001—2012年空间面板数据,以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京都议定书》的政策效果,并量化出中国在近年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减排贡献。结果表明:《京都议定书》及其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对控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产生了显著而积极的政策效果。与国内大部分环境规制文献不同,本文不局限于研究某一次宏观环境政策变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是使用更微观的工厂级清洁生产项目及其附近的污染物数据,进行较科学而细致的公共政策评估。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为当前我国政府应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提供部分决策依据,更回应了部分发达国家对《京都议定书》减排效果和发展中国家没有承担减排责任的政治质疑。     

欧盟的气候变化战略

1997年12月，联合国在日本京都召开了气候变化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经过激烈的谈判，达成了以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对六种气体（CO。、CH。、N。O、NO。、CO和挥发性有机物）平均减排5％以上、搁置让发展中国家承担义务提案为核心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依据京都议定书，欧盟在2008一2012年的承诺期内将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在1990年排放的水平上减少8％。为兑现京都会议的承诺，协调各成员国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立场和步调以及准备今年11月在阿根廷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四次缔约方会议，欧盟于1998…     

国际碳排放贸易与循环经济的协调

环境保护通过影响成本对国际碳贸易产生影响，这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有效的。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必须处理：好国际产业转移与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的关系，并合理利用市场机制与政府作为的双效作用，为《京都议定书》第三轮承诺期谈判做好准备。     

德班会议，不完美的里程碑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于2012年到期。如何迅速形成一份规范第二承诺期的国际法律协议，以续签《京都议定书》，     

基于纳什谈判推广模型的国际气候谈判研究

多哈气候大会已经结束,此次多哈气候谈判将《京都议定书》承诺期延长到2020年,俄罗斯、日本、新西兰和加拿大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美国仍未加入。国际气候谈判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至今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文章首次借助纳什谈判推广模型从谈判力、担心谈判破裂程度与谈判破裂后的效用水平三方面对国际气候谈判进行分析,并据此以气候谈判现状为例进行了说明,得出谈判方的效用水平与谈判力成正比,可以通过提高谈判力水平来提高效用水平,谈判方对谈判破裂的担心程度对谈判有很大影响,并且可以通过惩罚机制来改变其担心程度影响谈判结果。所以我国应努力提高谈判力,通过对其他国家担心谈判破裂程度的分析,预测其谈判动机及立场做出相应对策,另外指出了会议增设惩罚措施的必要性。     

清洁发展机制（CDM）：能源企业利用外资的契机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三个灵活的机制之一。清洁发展机制的主要内容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在议定书第三条下关于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清洁发展机制被认为是一项“双赢”机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可以获得资金和技术，有助于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合作，发达国家可以大幅度降低其在国内实现减排所需的高昂费用。这类合作项目，称为CDM项目。     

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演变趋势与中国责任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搭建了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基本框架。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围绕基本原则阐释、减排、技术与资金、履约核查和透明度四大核心要素,在公约框架下逐步发展完善。德班平台建立以来,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治理机制发生显著变化。巴黎气候大会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公约》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对称责任"减排转变为在一个共同平台上,为2020年后的全球减排目标贡献力量。"承诺+审评"作为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模式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主流形态。中国须在主动承担更多责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发展中的大国作用,切实推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进程。     

对中国碳排放权定价权缺失的研究--基于碳排放权期货市场定价功能视角

《京都议定书》颁布以来,碳排放权在低碳经济时代已然成了一种稀缺产品,而碳排放权的定价问题就是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核心关注点。而中国在国际交易过程中缺失定价权,处于被动不利地位。基于碳排放权期货市场定价功能视角,分析碳排放权期货市场对取得定价权的意义。     

碳交易制度的先决问题与中国的选择

政府是采用碳排放的总量控制还是排放标准控制,这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基础和先决问题。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采用的是总量交易原则,并要求中国放弃碳排放强度原则与其对接。虽然从减排效率看,碳排放强度原则的操作成本大于碳排放总量原则,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了中国应坚持追求在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降低碳排放强度。基于欧盟十四国2005～2010年数据的面板模型,也证实了碳排放总量原则下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是无法兼得的矛盾体,碳交易额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碳排放强度原则可以实现两者的统一,避免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选择。因此,中国应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轮谈判中坚持碳排放强度原则,并以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工业发展。     

CDM机制下技术转移的荷兰模式与日本模式比较

CDM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三个实现减排目标的合作减排机制之一,它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帮助发达国家实现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任务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在CDM机制下开展技术转移处于领先地位的荷兰与日本的转移模式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两国在技术转移模式中的可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