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困境、股权结构与管理者变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2000~2008年上市财务困境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与管理者变更情况及原因。研究发现:陷入财务困境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公司管理者变更频率显著高于非财务困境公司,而股权结构与管理者的变更显著受到公司治理结构本身的影响。最后,本文认为,正确应对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重视股权制衡机制的作用以及充分发挥董事会的治理职能对我国财务困境公司而言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政府补助财务困境企业的动因分析

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国有企业的改制脱困。配股和ST的刚性程度促进了政府补贴的广泛应用。政府补助对于财务日境企业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使企业在关键时刺实现账面上的扭亏盈利。扭转即将摘牌退市的风险。     

基层政府财务内部控制研究

针对于行政事业单位而言,在一定的程度上,基层政府财务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其一,研究理论上,基于当前的基层政府环境,根据国内外基层政府财务内部控制运行现状和国内外研究的成果,将基层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内涵进行充实和丰富。其二,在应用实践上,将基层政府事业单位控制体系不断地完善。     

媒体监督、政府干预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视角的证据

本文研究了媒体报道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政府干预在影响媒体治理效应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1)仅有来自媒体的负面报道可以有效遏制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对财务重述进一步细分还可发现,媒体监督对经济后果较为严重的非技术问题和核心指标重述的影响更为显著;(2)来自地方政府的媒体管制会大大削弱媒体的监督治理效力,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更弱。本文为理解媒体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提供经验支持,并提出改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新路径。     

基于政府干预视角的企业财政补贴研究

企业的发展对国民生产总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来在某种程度上对企业的行为进行人为干预,其目的在于更好地落实我国的产业政策。同时,企业的快速发展可以有效的促进国民生产总值。本文主要从政府干预的角度出发,并进一步分析我国的企业财政补贴状况,从而为我国未来财政发展提出更好地建议及对策。     

行政许可、政府干预与政府转型

针对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传统和政府治理弊端而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凝聚了现代行政法治的新理念，勾划了政府从管制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的基本轮廓，预示着未来法治政府的转型方向。回顾过去26年的改革路径．我国的市场经济仍然在人治之治、政策之治之间徘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和市场经济相应的基石，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转型的失衡。推动政府转型与改革．建立一个高效、透明、依法行政，重在服务与监管的法治政府．将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     

浅谈私营企业管理者的财务素养

本文主要从会计法、财务战略目标、财务制度建立三个方面、不同角度并结合实际案例,阐述私营企业管理者的财务素养.     

基于创新型企业的财务困境与风险研究

随着创新科技重要性的不断显现,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成为各个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我国创新型企业的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快,创新型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成为企业最关注的问题,文章从创新型企业的财务困境与信用风险两个方面归纳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便于企业的自我剖析,从而推动其可持续发展。我们应着重关注创新型企业的发展状况,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财务问题及其对企业未来发展的影响因素,与之对相关的财务信息风险等级进行预估,为企业将来的发展做好铺垫。财务困境的成因分析及化解对策的研究不仅对学术界具有很强的价值,同时也为企业实践提供了有力抓手。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困境及其改进——基于政府范式转换的视角

当前我国正大力倡导建设服务型政府,但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以及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各地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困境。基于政府范式转换的视角,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是使观念范式得以根本转型,同时在其主导下实现规则范式的政府制度转型以及操作范式的行政方式变革。     

新疆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研究

金融集聚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影响金融集聚的因素有很多,政府行为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首先选择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两类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然后对新疆金融集聚与政府行为的原因及影响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测模型再研究

本文以2005年上半年沪深两市中首次被ST的52家公司和52家非ST公司为研究对象,同时利用这些公司的会计信息和公司治理信息来构建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公司治理特征对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具有显著的影响;（2）同时利用了会计信息和公司治理信息构建的模型显著优越于仅仅利用会计信息构建的模型。这一方面说明,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的财务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当前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也说明今后在研究和构建财务困境预测模型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会计信息,还应考虑公司治理信息等．以构建出更为有效的预测模型。     

农村基层政府的金融干预行为分析

构建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本文在阐释了政府金融干预行为理论渊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在我国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基层政府的借方替代行为和干扰金融交易双方的行为,以及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和所造成的福利损失。     

政府支出、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企业投资

本文考察政府支出、金融发展与对外开放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整体上,政府支出显著的促进了企业的投资,而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对于企业投资则存在"挤出"效应,但是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提升了企业投资的效率;在东部地区,影响程度较基于全国的检验结果更显著;中部地区的政府支出和金融发展促进了企业投资,但其效率较低;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与政府支出并未显著影响企业投资;非东部地区的地方国企在对外开放中投资增加更为显著,而民营企业在投资机会的把握上体现了更高的效率。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家干预与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是指涉及社会福利、健康、就业、住房和教育等各个方面、体现人文价值关怀的一系列法律条文和规范，它同时具有官方色彩和公共性。由于社会政策兼顾现在和将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成为一种比较好的应对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干预方式。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政策的选择必须坚持公开、公正和公平的原则，并需要将重点放在社会保障、就业和房地产等领域。     

政府控制层级、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与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来自中国地级市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2007年—2011年的地级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我国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治锦标赛制为制度的背景下,考察了政府控制层级、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压力对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GDP增长率为地方政府政绩衡量指标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确存在着显著影响。当地方政府面临政绩考核压力时,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利用销售调节和可操纵性费用的方式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进一步来看,较之中央政府控制企业而言,GDP增长率与地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更显著相关。本文研究证实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支撑了改进我国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方式的必要性。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两部门模型的中国实证研究

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本文的研究侧重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关联机制,通过两部门模型揭示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方式：外部性和边际生产力差异。中国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M2为测度指标的金融发展与经济长期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并且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金融安全、全球化与经济增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本文考察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和全球化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利用71个发展中国家1998至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增长模型进行估计和分析。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条件趋同,且同时存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趋同机制。拥有较高金融安全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有利于其经济发展;金融安全水平较低、国内金融环境不稳定的国家,却不能因为全球化程度的深化而受益。     

金融服务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服务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金融服务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衡量指标、不同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检验均证实了金融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和扩展分析显示，创新效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走出去"的推动、垂直专业化效应和本地吸收效应影响着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Financial Development,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may contribute to economic growth by facilitating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by improving productivit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empirically the contribution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y make to these two alternative drivers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using annual data for the period 1952 to 2005. Using cointegration and Granger-causality testing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respectively,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a time-series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 framework. The substantive findings are that there is either bi-directional Granger causality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or that Granger causality runs from capital accumulation to financial development, depending on how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are measured. The link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vity is found to be statistically w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