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成本外部化与生育的"公地悲剧"——基于中国家庭养老体制的分析

在中国城乡中低收入家庭较多、养老体系不完善、养老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水平不高,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主要依赖家庭养老的情况下,本文通过对生育行为的外部性进行界定、分析和推导得出以下结论:养老方式依赖家庭内部转移支付和政府承担抚养子女成本,二者导致的成本外部化会促使家庭决策下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进而造成生育的"公地悲剧".笔者使用2012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旨在为中国的生育政策改革提供新的观察视角,推动依赖子女转移支付的农村地区社会养老体系进一步完善,提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改变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以期有利于抵消政府承担生育成本导致的负外部性影响,防止生育政策放松后可能出现的农村生育率反弹和人口结构恶化.     

约束型政策对于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影响:基于TPB模型的解释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模型,利用陕西省三个县区的调查数据,对约束型政策在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决策当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个人的儿子偏好态度、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儿子偏好态度仍然是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约束型政策对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十分有限。研究结论对于现阶段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指出包含查出两非、全程服务、利益导向和宣传倡导等在内的综合手段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具有积极作用。     

理性认识农民“男孩偏好”,科学指导“关爱女孩行动”

为了缓解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出生性别比升高趋势,2003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提出开展"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工作,2005年底中宣部、国家人口计生委等12个部委和社会团体联合发布<2006-2010年继续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并将2006年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主题确定为:关爱女孩与社会性别平等."关爱女孩行动"的提出与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消除性别歧视、贯彻男女平等、维护女童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是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深化和发展,是建设新型生育文化和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重要载体.     

西安市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初探

当前西安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差异较大,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随孩次的上升而上升。产生这一社会现象既有经济发展的原因、传统文化的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和技术的原因。鉴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危害极大,对这一问题进行治理已刻不容缓。通过对西安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和原因的分析,指出通过推动西安经济发展、建设新型生育文化、完善相关立法、加强制度保障及进行综合治理可缓解及消除这一社会现象。     

宁波市婚育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

近十多年来,宁波市人口计生工作致力于婚育文明建设,群众在先进婚育文化熏陶下不断形成先进的婚育观念和科学的婚育行为,人口计生工作主要依靠行政强制开展的局面得以逐渐改观,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口计生工作水平得到了提升。     

北京城市女性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

利用北京市人口研究所两次独生子女问卷调查所获第一手资料,对北京城市女性独生子女婚育群体进行考察。在生育意愿方面,女性调查对象的意愿生育水平呈现偏低发展走向,但二孩生育意愿出现明显上升,不过对于生育"政策二孩"的选择呈现明显的矛盾心理和不确定性;在实际婚育状况方面,初婚初育时间在后移,婚后离开父母单独居住开始增多,孩子以双方父母照料为主。政府应积极鼓励双独夫妻生育两个孩子,发挥"政策二孩"生育对于缓解人口结构快速老化的功能。     

中国已婚育龄人群避孕措施选择的偏好与影响因素分析

避孕节育是中国计划生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我国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中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措施之一。选取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多分类Logit模型(MNL)对不同特征育龄妇女避孕措施进行分析。不同生育周期和不同社会特征、子女性别、计划生育政策强度对已婚育龄人群避孕措施的选取有明显的影响。不同孩次的已婚育龄人群在避孕措施选择中都存在一定的避孕偏好,尤其是子女性别不同时呈现避孕措施选择的明显差异,即最小子女为女孩的育龄人群比最小子女为男孩的育龄人群更为倾向于选择避孕套等自控型短效避孕措施,提示避孕措施的选择存在制度内规避行为,并受到一定的性别偏好因素的影响。     

关于调整生育政策可行性的思考 ——以经济发展对生育影响的角度为基础

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生育政策是否有立刻调整的必要性。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方面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贡献了多少力量,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的差异、以及人口惯性的存在是否对生育政策调整有所启示?本文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出生率的数据,探索经济发展与出生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关系,怎样对其进行解释;并从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结合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并运用人口惯性理论,对生育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以科学发展观构建新时期人口生育文化

1问题的提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事业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基本国策的指引下,全国累计少出生人口4亿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口支持.成绩的背后,除了基本国策得到强有力的贯彻执行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构建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人口生育文化,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和生育文化的感召下,自觉实行家庭生育计划,人口的出生意愿大幅下降,为我国人口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内在基础。     

炫耀性消费影响家庭生育决策吗

炫耀性消费现象在中国越来越普遍,基于此本文研究炫耀性消费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首先,构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结果显示,炫耀性消费对生育子女数量呈负向影响;其次,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生育子女数用理想生育子女数代替。结果显示,尽管炫耀性消费对理想生育子女数影响较小,但以不同指标衡量的炫耀性消费都对理想生育子女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中,在1980年后出生的人群中炫耀性消费对理想生育子女数负向影响更大。因此,若能降低物质攀比、减少炫耀性消费比重,则将会对生育率的回升产生积极影响。     

论外部性与生育行为——有关生育的外部性经济分析

外部性是经济学中进行制度分析时常用的经济范畴。如果将经济行为主体扩展为生育行为主体,这一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类的生育行为分析,即人类的生育行为存在外部性。生育外部性以家庭为单位,将生育行为视为一种家庭行为,分析生育孩子而造成的外部成本或收益。主要从经济学和人口学两个视角来归纳梳理了与生育有关的外部性理论,阐述了多种外部性与生育行为的关系。创新之处在于尝试从经济学以及人口学的理论角度重新分析影响家庭生育行为的生育外部性问题,提出了通过生育政策对外部性的影响使得生育行为外部性内在化,从而为进一步统筹解决人口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创导先进生育文化,推进渔区生育文明建设

近年来,随着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深入开展,生育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近,中宣部、国家人口计生委等十二部委对第三阶段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规定了"建设新型生育文化,促进生育文明"的任务.生育文明已成为人口计生工作的一个重要命题,成为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试结合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个县--宁波象山县的工作实践,谈谈如何创导先进生育文化,加强渔区生育文明建设.     

人口均衡视角下家庭生育文化构建

传统家庭生育文化表现为"生育义务论"和主体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在此前提下家庭人口文化构建存在的主要障碍有,内生于传统婚育文化所积淀下的男孩偏好,从属于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外源于结构化生育政策影响下生育成本的有效规避。在人口文化的嬗变因素中,一是取决于家庭的发展这个硬性部分的最终改善,二是需要政府从物质和精神层面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精神赡养还是经济支持:外出务工子女养老行为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影响探析

农村人口流动改变了外出务工子女的养老行为和方式,对留守老人的健康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利用"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课题组在2009年搜集的外出务工子女和农村留守老人的配对数据,对留守老人健康状况和外出子女所提供经济支持和精神赡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留守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并不明显,但留守老人对于来自子女的精神支持的反应却十分敏感。针对目前外出务工子女经济养老效率不高、精神赡养缺失等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

在仔细研读"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认为二孩政策试点成效卓著,试点经验具有普适性,但同时也存在某些局限。国家与学者应切实承担起指导中国基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责任。生育政策、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工作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生育政策制定与调整中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两者不可偏废。部分省份某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缺乏正当性,应该予以废除。     

“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

目前,-种新的人口现象正在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切的关注,这就是“超低生育率”(lowesl-low fer tility)现象。最近,联合国人口司在-份调查报告中预测,目前生育率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到2050年将出现人口下降。联合国人口司把妇女生育率分别列为高、中、低三种类别。高生育率主要出现在非洲许多国家以及亚洲的巴基斯坦和阿曼等国,这些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5个以上的子女。中等生育率指的是妇女生育介于2.1到5个子女之间。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74个国家处于这个行列,大约占全球国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巴西、孟加拉国、伊朗和菲律宾,它们占了世界人口的很大部分, 其生育率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全球人口未来的走势。生育率较低国家的妇女平均生育不超过2.1个子女,具体分布范围包括欧洲、北美洲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和中国,估计有六十多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再生产出现了内在的缩减趋势.     

浅析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的调查报告

为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我县农村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国于2004年初开始在全国建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这一制度得到了社会各方面和广大育龄群众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然而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时期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模式。不同形式的人口控制手段会对人口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文章旨在通过调查分析,对这一制度在人口流动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做一探讨。     

现代化与低生育率陷阱——东亚国家与地区生育政策的转向与反思

现代化与低生育行为互为强化的关系,使低生育率陷阱构成现代化发展的泥潭困境。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儒家社会和中国具有文化社会结构的共通性,在不同时期都经历过低生育率及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应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并不成功的人口政策方案汲取经验教训,正视低生育率危害,缩短生育政策观察期窗口,尽快解除生育管制,优化制度环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农地产权社会化改造与农村生育观转变研究——基于社会遗传与自然遗传矛盾的视角

中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缺乏稳定基础，其原因在于农村强烈追求男孩的传统生育观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中国传统社会显著特征之一是血缘和地缘相结合铸造出一个异常牢固的宗法社会，在生育行为上，人为制造自然遗传和社会遗传矛盾，形成强烈追求男孩的生育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宗法社会破不了，传统生育观仍在主导生育，直接拉动生育水平攀升。新形势下＇应以地权社会化改造为突破口，重构新型地权制度，促进农民离土离乡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彻底转变农村生育观。     

“中国人口性别比”:我们知道什么,还应该知道什么

结合文献梳理,提出了人口性别比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运用相关数据进行检验。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中既存在女性的漏报瞒报,也存在男性的漏报瞒报;1949年以来中国总体人口性别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关系不对应;婚姻挤压由于存在连续性,靠扩大婚龄差无法缓解;男孩偏好是个文化观念问题,更是个社会结构与制度问题;当前独生子女政策正面临考验;人口调查与数据分析中还存在值得认真面对的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