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去杠杆需考虑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吗?——加息和缩表的比较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微观溢出效应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提出企业结构性去杠杆需考虑开放经济因素,并在模型中引入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利用2002年第四季度-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沪深A股1023家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两类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缩表在初期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程度较大,但不存在长期溢出效应;而加息在初期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存在长期溢出影响。在溢出方向上,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显著降低我国企业杠杆率。在溢出结构上,企业融资约束越严重,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溢出效应越明显。     

中国制造业企业杠杆率对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基础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并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研究制造业企业杠杆率对盈利能力的动态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杠杆率和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营运效率提升有助于增强企业杠杆率对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会提高企业最优杠杆率水平;营运效率对企业杠杆率和盈利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融资溢价、企业杠杆率与货币政策规则选择

本文构建了包含金融摩擦和价格黏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于产出和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不同的企业融资溢价、杠杆率、高低风险企业比例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并对比了基准泰勒规则和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下的福利损失情况。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一是随着企业外部融资溢价的增加,单位货币政策冲击引起的波动增大;二是企业杠杆率的降低有助于降低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三是技术冲击短期内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四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企业杠杆率的升高,而盯住企业杠杆率的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社会福利损失下降得比较明显,企业杠杆率应成为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作用的一个"关注"变量。     

我国企业杠杆率对股票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针对近年来我国企业杠杆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从理论上分析了企业杠杆率对股票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并利用我国沪深两市2813家A股非金融企业从2005年第一季度到2021年第一季度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我国企业杠杆率上升会加剧股票市场波动,但具有滞后效应;企业杠杆率通过影响企业财务风险和企业投资,对股票市场稳定性产生影响;货币政策具有调节效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强化企业杠杆率对股票市场稳定性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强化高质量转型发展等相关建议。     

货币政策与企业财务危机信贷传导机制研究

运用2007年到2013年我国全部制造业上市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数据及宏观季度数据,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与制造业企业财务困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货币供应量会通过企业信贷额度影响企业财务困境风险.     

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与企业杠杆率

摘 要：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房地产投资是其“多元化”投资战略的主 要形式之一。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制造业企业 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能够提升企业杠杆率。机 制分析表明,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通过发挥挤压效应和抵押效应进而提高企业杠杆率。 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中更显著。在区 分长期杠杆率和短期杠杆率后,制造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杠杆率的提升作用表现在 长期杠杆率方面,同时该提升作用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本文提出企业应当加大 研发创新,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政府监管部门完善系列政策避免制造业企业盲目进行房地产投资而导致“企业空心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

本文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杠杆率变动背后的逻辑。在基于2002—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描述企业杠杆率结构性变化的经验事实以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Baker et al. (2016) 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负向效应在短期负债率、民营、小规模和制造业企业更为明显。进一步考虑经济转型的扩展分析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负向影响会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民营化改革的推进和对外开放度的扩大而显著降低。本文的研究对深入理解企业杠杆率变化背后的逻辑以及科学地制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与资本结构

我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体系为主,在企业融资研究中,考察货币政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依据"信贷观"下的贷款渠道及信贷配给理论,分析表明,当货币政策变化影响到信贷供给时,未受约束企业的资本结构在政策紧缩时受影响较小,而受约束企业的杠杆率随着政策的紧缩(宽松)而减小(增大)。考察我国2003-2009年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在政策紧缩时经验证据与理论分析一致;但在政策宽松时资本结构的调整与"信贷观"并不一致,受约束企业的杠杆仍然较小,未受约束企业的权益及债务均较大。研究结论对于解释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及企业融资决策,改进金融监管均具有重要的借鉴。     

基于微观视角的非金融企业“去杠杆”问题研究

2008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快速增加。企业的高杠杆率,为金融风险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因此,企业去杠杆化刻不容缓。通过依托河南省73家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前非金融企业杠杆资金的现状及影响"去杠杆"的主要因素,并寻求"去杠杆"的有效措施。     

金融结构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关系研究

金融结构和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08—2019年非金融企业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金融结构指数增加对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否有显著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制度环境水平之间的异质性。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以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的一些经验事实,提出四个假设,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指数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高储蓄率、高政府干预程度会抑制这种负相关关系,高制度环境水平会强化这种负相关关系。鉴于此,建议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及增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降低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作用。     

政府研发补贴与降低企业杠杆率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研发补贴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补贴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呈现U形特征,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短期杠杆率上,而对企业长期杠杆率没有显著影响.作用机制上,研发补贴对企业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影响均呈现U形特征;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强融资约束企业和中等创新能力企业的杠杆率呈现U形...     

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商业信用可得性影响的研究——基于商业信用融资动机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融资性动机,从商业信用使用的角度,研究货币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可得性的影响。利用2004—2014年度我国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验证了市场地位越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商业信用,且这种效应在货币政策紧缩期更明显;相对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间对商业信用的依赖度更大,因此更多地使用商业信用。     

中国企业杠杆:一个周期性问题?

一直以来,企业部门杠杆率在中国宏观杠杆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构建企业杠杆率的动态局部调整模型,本文区分了经济周期对企业杠杆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二者进行测算。结果显示,用观察经济周期哑变量估计系数的方式来判断经济周期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会显著高估企业杠杆率顺周期调整的程度,因为这只捕捉了周期的直接影响。在同时考虑了经济周期对杠杆率的间接影响后,我们发现:第一,中国企业杠杆率总体仍具有顺周期性。这表明货币政策在维护物价水平、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时,能够对企业杠杆率稳定产生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因此,双支柱调控框架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形成政策合力。第二,中国企业杠杆率变动的顺周期性较弱,尤其是国有企业。因此,想要在保持物价和经济增长稳定的同时实现稳杠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需相互协调配合。本文的研究为思考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分工与协调提供了有益的微观基础。     

杠杆率、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

选取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研究企业杠杆率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显示：杠杆率对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存在既能促进创新同时降低风险的企业最优杠杆率区间,即当杠杆率处于9.3%~37.1%的范围时,杠杆率的提升能够最大地促进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同时降低创新风险;但当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并未达到增加创新产出与降低创新风险的最优均衡。同时,不同规模企业杠杆率与创新的关系具有差异性,大型企业促进创新且可规避风险的最优杠杆率的区间为杠杆率低于67.0%,中型企业为杠杆率低于22.5%,小型企业则是7.8%~17.0%的区间范围。应正确理解中央“去杠杆”政策,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力求在“降杠杆”和“促创新”之间达成最优平衡。     

美国货币政策推升了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吗？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全球流动性异常充裕,对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本文运用28个新兴市场国家2003-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美国影子利率数据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影子利率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美国影子利率的降低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进一步地,这一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但汇率弹性僵化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上述发现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在调控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过程中,除要考虑国内因素外,也应高度重视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     

汽车制造业企业价值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汽车的日益普及,汽车制造业在人们生活、产业发展中愈发重要。在梳理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企业价值影响因素,以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主体,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其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盈利能力、企业规模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货币政策与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

当前,高杠杆已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围绕结构性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与“资产负债表衰退”双重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讨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会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会以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与总产出略微下降为代价;第二,伴随着政策利率上升,纵向产业联结度下降将会扩大国有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整体杠杆率下降幅度,并减小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幅度;第三,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响应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但效果并不显著。由此,本文研究认为,推动经济去杠杆需要在管住“货币”的同时,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宏观审慎等其他政策选项的可行性。在推动去杠杆的总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管住货币“总闸门”,宏观审慎政策要把住风险“总关口”。     

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影响,分析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传导链条。研究发现: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会直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同时也会通过提高杠杆率间接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实体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房价上涨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7—2018年我国213个城市房价匹配我国上市公司非金融企业数据,分析了房价上涨与企业债务杠杆率之间的作用机理和异质性。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促进了企业杠杆率的攀升,其主要作用机制在于：一方面房价上涨通过抵押担保效应缓解了实体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了企业贷款融资,从而推高了企业杠杆率;另一方面房价上涨通过成本负担效应渠道增加了企业的资金成本,侵蚀了企业利润,从而推高了企业杠杆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房价对企业短期债务、非国有企业、高投资率企业的杠杆率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分区域分步骤”调控房价、利用大数据等精准去杠杆和补杠杆等政策措施。     

货币政策究竟如何影响经济杠杆率?——银行竞争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关系视角

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是新时期防控金融风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证。基于近些年来我国连续遭受重大外部冲击的背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杠杆率的效果与银行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利用拓展的IS-LMCC模型,本文构建了分析银行竞争度影响货币政策冲击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相应的假说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到如下结论。一是银行竞争度的提高在短期弱化了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杠杆率的效果,但长期效应不确定。二是短期内银行竞争对经济杠杆率关于货币政策冲击响应的弱化效应与银行“利润结构机制”密切相关。三是银行竞争度的影响效果对企业异质类型具有敏感性,特别是对外生制度安排导致的企业异质性影响效果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