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高质量的城镇化

正我国首个城镇化规划今年三月公布,引发广泛关注。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何处?其实,它的发展理念与政策,是针对以往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如"不完全城镇化"、"拼资源"、"摊大饼"式的"跑马圈地"、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下降、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突出问题提出来的,就是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当前,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调整

健全农业迁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新时期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本文在Blouri&Ehrlich(2020)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户籍、人口流动、区域间贸易和集聚外部性的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探究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最优转移支付和分成比例设计。研究发现：(1)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使各省人均收入平均提高0.9775%,社会整体福利提高了12.6007%,当转移支付达到最优空间分布时,福利水平将在此基础上再提升4.7013%。(2)户籍制度完全放开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人口流动,并通过“集聚效应”促进生产率增长和社会福利改进。户籍放开后,保持现行最高福利水平的条件下,中央财政转移支出可缩减9.9473%。(3)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是以中央转移支付为前提的,而中央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运转则取决于中央财政分权比例的提高。因此,在户籍放开的同时,需要提高中央财政分权中的分成比例,才能实现社会最优的财政支出结构和最优社会福利。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以石家庄市为例

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本质要求。本文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石家庄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呈现出的新趋势和新特征出发,深入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进而从强化产业支撑、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社保制度、创新土地流转机制以及积极发挥城市社区和志愿者作用等方面提出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中的第一产业发展趋势

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由1980年的30.2%下降到2013年的10%,但产业内部结构得以改善,正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农业的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有助于城镇化的建设。新型城镇化将农民工市民化和棚户区改造作为城镇化推进的重点工作。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近期任务是要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

在新型户籍制度背景下,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和Heckman模型,对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与本地方言掌握情况)和经济特征(老家有无土地与分红和有无集体利益分红)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其中尤以本地方言掌握情况与老家有无土地与分红等因素影响最为显著。村庄区位特征(到乡镇政府/街道的距离)和农民工主观上的公平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也有显著性影响。村庄距离乡政府/街道越近,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个体公平感越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要有效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首先要提高农民工应对城镇化的能力,同时改善和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水平,妥善处理农民工农村土地问题,加强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     

地方政府“层层加码”与人口城镇化推进——基于“十三五”规划文本的实证分析

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府际关系格局下,上级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往往通过下级政府逐级"加码"的方式来实现。基于"十三五"规划文本中关于人口城镇化率目标数据,从省级政府、地级市政府两个层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以及缩小二者差距目标三个角度,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在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逐级"加码"行为。具体表现为:(1)在省级政府层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累计增加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累计增加目标都显著高于中央政府目标。(2)地级市政府行为具有策略性,具体分为两种情况,当本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期值低于上级政府目标值时,地级市政府会选择较高的"加码"幅度;当本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期值已经高于上级政府目标值时,地级市政府会选择较低的"加码"幅度。(3)不论是在省级政府层面还是在地级市政府层面,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的"加码"程度都要显著高于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的"加码"程度。地方政府的这种"加码"行为有利于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的政策目标,但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的"城镇化率崇拜"。     

新时期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落户难与不愿落户并存、城市选择性落户现象普遍、落户隐形门槛多等突出问题。本文通过新增城镇人口来源分析、全国2.34万农民工问卷调查、全国690个城市落户门槛全景式调查、沿海人口主要流入城市实地调研等综合分析,客观评估新时期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成效和突出问题。下一步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应聚焦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关键瓶颈和重点领域,持续推动城市落户门槛放开放宽,以存量带增量,加快推动存量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协同有序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发展

文章讨论了小城镇崛起的充分条件,指出“就地城镇化”模式不能作为普遍经验来推广;产业培育是小城镇的立镇之本,必须重视小城镇的技术升级与产业转型升级;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需要“先予后取”的长期性的系统工程;要辩证地看待部分“空心村”的衰落问题,不能将农业人口的减少误认为是农业衰退的标志,也不能将部分村庄的衰落错误地归咎为城镇化道路或城市化政策的失败.     

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通过地方政府治理行为创新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协调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焦点内容之一.本文从城镇化的发展核心、基本导向和政策目标三个维度,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实状态进行梳理和分析,阐述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地方政府治理行为创新的必要性和内在功效,在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创新地方政府治理理念,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创新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走内生型城镇化道路;创新地方政府的体制机制,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通过税制深层次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正1.建立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现有户籍制度不但影响流动人口的城镇化,更是直接影响了不同户籍人口的收入与消费,制造就业不公平。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取消户籍歧视是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而促进户籍制度改革,使广大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充分发掘扩大国内需求的潜力,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理清中     

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券的功能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融资瓶颈,资金需求量大,供给量却不足,如何筹集资金、弥补缺口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文章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出发点,在验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对城镇化率变化具有一定引导作用的基础上,对我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的五大内生要求

正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是我国官方首次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这是在系统总结我国实施城镇化战略以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深层次矛盾凸显的背景下做出的科学判断。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内核。无论国内外,城镇化水平都是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征的。因此,人一定是城镇化的核心。之所以提出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是因为过去我们走了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正>新型城镇化是一种高成本的城镇化,其推进有赖于以下五大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垄断、金融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国过去的城镇化可以归结为东部的城镇化、大城市的城镇化、工业推动的城镇化、就业的城镇化,是一种半拉子城镇化。新型城     

谈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辉龙先生访谈录

当前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还不够协调,一方面,大量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游离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复、粗放的投资行为持续发生,这些劳动密集型项目,对技术升级和结构转型形成反向锁定效应,无助于推动城镇化发展。同时,我国工业投资和城市可开发空间日益受到限制,大城市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进入瓶颈期,而传统农业在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农民将继续脱离土地向城市和工业、服务业部门转移。以现有的资源和环境条件,如何完成几亿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任务?我国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城镇化道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是什么?我们在"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27次年会"上有幸听取了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王辉龙副教授关于上述一系列问题的看法,现将要点加以整理以访谈形式刊出,以飨广大读者。     

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是改革

正我国的城镇化不仅长期滞后,而且质量和效率严重偏低,当前亟须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摒弃以土地扩张为核心、"见房不见人"的旧式城镇化模式,走一条以资源节约、效率优先、"见房见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农民工的市民化)、消费问题(农民工难以市民化使得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难以释放)和投入问题,而不是以房地产为中心、加快投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