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需更多运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国资改革的核心，指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各地将混合所有制启动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抓手和突破点，并制定了较大规模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有的省市定下了5年内八成以上国企成为混合所有制的目标，还有的明确提出要把大型国企的国有股比降到50％以下或更低。     

现阶段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难点及措施

我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经过多年探索和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其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障碍。应破除所有制界线,不仅要消除民资歧视,同样要消除国资歧视;深化国资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管理人员去行政化、薪酬制度透明化;建立有利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规范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并对民间资本和民企加以分类;完善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要素市场,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顺利推进创造条件。     

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难题与对策

在简要论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对国资委版和上海版国企改革方案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二者职责权限不同,思路与做法不同。并综合认为当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私有化改革,改制过程中会存在国资流失与监管、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参与动力和撤出国资去向等三个难题需要重点关注。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稳就业效应

实现更加充分就业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国有企业如何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肩负起“稳就业”的社会重任,成为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的关键目标。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稳就业”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在平常时期减轻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并提升其经营管理效率,促使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换挡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好地实现“稳就业”目标,具体表现为国企整体就业吸纳人数的上升;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速换挡期承担“稳就业”责任后,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支持并提升资本市场价值。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实现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经济目标和促进就业稳定的社会目标之间的“双赢”。     

混合所有制如何助力国企改革

正所谓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财产权分属于不同性质所有者的经济形式。许多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单一问题久而未决,暴露出不少弊端及问题。必须消除国资监管中的行政化色彩,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中央自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明确提出和始终坚持的重大决策。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论断,进一步明确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为广东国有企业全面深化制度、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中国建材联合重组南方水泥案例简述及启示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国企新一轮改革明确了方向，2014年将是国企改革与国资监管制度创新的新开始。央企中国建材联合重组南方水泥的成功案例可以为众多国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参考。     

理解混合所有制经济：一个理论逻辑的分析

本文以股份制形式存在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例，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剖析，同时对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所有制性质的各种观点进行评析，以理清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种种误解，消除不必要的争论。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阐释与发展路径选择

本文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进行了阐释,尝试澄清目前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糊认识。笔者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微观上是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并不是一种所有制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义在于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相互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实行“四线并进”,重点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认识和思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决策。什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当前理论界、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重大问题。本文从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出的背景、意义入手，着重研究分析了宏观、微观层面上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涵义及需要关注的问题。     

出资人监管体制下产权界定工作的再认识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作为企业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应当依法行使出资人职责,保障国有经济出资人权益,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条件下,国资监管机构首先要解     

论混合经济的三层含义——与何伟教授商榷

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不同资本并非同质不同量的关系,将“公有制形式”泛化以及将“混合所有制经济”泛化,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混合所有制不能泛化为公有制,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股份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股份制可以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但性质上不能简单等同于公有制。     

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思路。什么是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有哪些类型?为什么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都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     

回归企业本质：国企混合 所有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混合所有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地以混合所有制为方向的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相出台,中央企业推行混合所有制的方案也频频亮相.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实际进程相对迟缓.笔者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做到理论界定清晰,政策导向明确,技术路线规范,才能集改革之大成.     

混合所有制,能解产学研僵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混合所有制”的概念风靡全国,本刊剖析青岛市蓝色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似乎与这种专门为国企改革提出的所有制形式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在青岛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程国有看来,混合所有制是蓝色经济方程式的解题思路、破局之策.     

军工行业管理体制改革与军民融合产业创新

从我国军工行业管理体制改革视角出发,探讨军民融合产业创新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运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当前军工行业相关主体博弈策略与行为得益,基于“国企-政府-国资”之间的利益联系,总结出有助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制度条件和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引入园区化管理模式,实现地方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军工国企激励相容;借力国资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产业链协作与共享;体现“轻审批重监管“原则,通过“干中学、学中干”杜绝懒政作风,完善市场秩序。     

西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属性辨析与中国“终止论”的终结——四评“资本混合型企业”

一个国家既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经济组织形式都带有政治、社会和价值观属性,混合所有制经济也不例外.从宏观制度看,西方国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具有政治与社会属性,而且凝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双重价值观.从微观市场看,在企业资本组织形式上,西方国家一方面因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不在一个企业里搞“国有私有资本混合”,另一方面又在资本主义价值观支配下坚持企业的资本私有性质的完整性,甚至有时不惜“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这表明,在政治、社会和价值观属性上,世界上没有所谓“纯粹”或制度“中性”的企业资本组织形式,也没有什么“纯粹”或制度“中性”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混合所有制改革视阈下的国有经济控制力研究

在当前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关于国有经济控制力问题争议颇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所有制格局进行了分析.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经典文本出发,在探寻混合所有制理论渊源的基础上,作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制变迁轨迹进行了梳理.试图解答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关于国有经济控制力问题的认识误区,对于准确理解“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实质以及进一步落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 和搞好混合所有制经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1]     

国有参股股东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

在中国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背景下,以2008-2017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搜集前十大股东性质和持股比例数据,研究国有参股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发现,国有参股股东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并且国有参股股东与民企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机制检验证实,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意愿是两条主要的渠道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民资、国资混合参股的股权结构能够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助于澄清“国进民退”的争议,对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分红力度、资本混合度与国企资产保值增值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国资监管部门要求差异化分红，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如何决策分红力度才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成为亟需研究的问题。本文以2013—2021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以及资本混合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分红力度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呈显著倒U型关系，即合理的分红比例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资本混合度对分红力度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倒U型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强化了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影响的敏感性。机制检验表明，两类代理成本具有中介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表明，分红力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的极值点因国有企业发展阶段、规模、行政级别、所属行业的技术特质和竞争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结论表明：监管分红力度合理性是国资监管部门“管资本”的重要手段，但要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具体情况进行监管；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资本混合度促进分红的增值效应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