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薪酬分配激励问题浅析

薪酬分配历来受到现代企业的重视,并追求分配的公平性和科学性。如何优化工资分配关系,不断提高薪酬分配的正向激励效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当今企业正进入改革的"深水区",薪酬改革面临更多复杂问题,薪酬分配已不是简单的涨工资、增成本,更是塑造和强化企业人力资源竞争优势关键而复杂战略工作。     

两职合一、总经理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探究——以医药上市企业为例

以医药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两职合一、总经理薪酬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职合一可以促进总经理薪酬的提升,但其正向作用并不十分显著。但两职合一对于企业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支持了现代管家理论的观点。同时,总经理薪酬提升对企业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证明有效契约理论的适用性以及中国上市医药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通过三者的关系探究,为检验理论的正确性提供现实依据,并为处理医药企业公司治理问题提供实证依据。     

高管薪酬激励是否应兼顾分配公平?

薪酬激励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一直广受关注。文章实证研究了公平分配对中国上市公司业绩及高管薪酬激励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虽然高管薪酬激励能够促进企业业绩增长,但是企业薪酬差距过大(产生正向不公平)会阻滞企业业绩提升,降低高管薪酬激励效率。而且,宏观经济从上升期转向回落期会引发企业员工对薪酬正向不公平更加敏感,从而使正向不公平对企业业绩的阻滞作用增强,对高管薪酬激励效率的减弱作用更加明显,这突出体现在更为偏好公平的国有企业中。(2)薪酬差距过小(产生负向不公平)则有助于提升企业业绩,而且不受宏观经济波动和企业公平偏好强度的影响。     

薪酬改革效果的定量评估

薪酬制度不但是公司的价值分配系统,而且是管理劳动力的有效手段。随着公司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对薪酬体系进行变革。目前,大多数企业对薪酬改革的评估仍然停留在主观层面。至于薪酬改革对企业的贡献是多少,新的薪酬制度相对旧的制度好在哪里、差在哪里以及程度如何却不甚了了。本文以H公司的薪酬改革为例,探讨了如何使用定量方法评估薪酬改革的效果。     

薪酬抵税与企业薪酬安排

税收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是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我国2008年薪酬抵税改革为背景,研究了薪酬抵税改革所带来的薪酬税收成本降低对企业薪酬安排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抵税改革所导致的薪酬税收成本降低,提高了员工的总薪酬,总薪酬提高具体体现为员工平均薪酬的提高,而非员工人数的增加;薪酬抵税改革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的薪酬水平,并降低了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最终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效应在工资水平较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股利支付率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以上结果表明,薪酬抵税改革有效调节了劳动收入分配,进而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创新

虽然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但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仍未见到相关探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我们发现:第一,整体而言,研究结果支持锦标赛理论,即薪酬差距对创新产出存在正向影响。为了控制内生性,我们基于个人所得税率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构造工具变量,结论一致。第二,在薪酬差距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扩大薪酬差距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表明锦标赛理论在创新活动中占主导;但在薪酬差距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扩大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有负向作用,表明比较理论开始呈现作用。第三,薪酬差距对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主要由管理层薪酬溢价驱动,员工薪酬溢价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新产出。本文为监管和企业部门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本文的结论对政府出台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投入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组织冗余与管理层激励交互作用视角

文章以2013—2016年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创新投入为切入点,考察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组织冗余、管理层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和两者的交互效应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冗余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层激励中,管理层持股水平整体偏低时,管理层持股负向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管理层短期薪酬激励正向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从交互效应来看,低流动性冗余与管理层持股的交互项对创新投入有正向影响,高流动性冗余与管理层短期薪酬的交互项对创新投入有负向影响。     

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三种激励方案的薪酬激励数量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改进了以往的研究方法。结果表明,无论是实行哪一种薪酬激励方案,中国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绩效与其高级管理人员所能得到的薪酬激励数量都呈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同时通过对比发现,年薪制的激励效果最佳,股权激励的效果不太好。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企业薪酬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从政策环境角度对完善我国企业的薪酬激励机制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薪酬外部公平性与企业研发创新

管理者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之间的关系已得到较多关注,但已有研究忽视了薪酬公平性对于两者关系的影响.本文以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风险收益视角深入分析了管理者薪酬外部公平性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正向额外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管理者负向额外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且以上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薪酬外部公平性也会对未来研发投入产生显著影响,即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与会计盈余相关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2006-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和员工薪酬数据,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得出我国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逐渐扩大,内部薪酬差距不合理性凸显的结论。通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发现会计盈余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的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可能由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以及总应计共同影响,总应计又分为操控性应计和非操控性应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正向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操控性应计项目负向影响薪酬差距的合理性;而非操控性应计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的影响并不显著。文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进行盈余操纵时,损害了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应该充分利用企业内控制度和外部独立审计对企业盈余操纵进行有效监督,进而维护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合理性。     

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顾客需求不确定性与企业成长性的双重视角北大核心CSSCI

设置合理的薪酬差距是激励高管团队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构成。合理的薪酬差距能够充分发挥激励作用,促进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一致,降低监督成本,提高高管团队努力程度,增强企业创新与变革能力,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选择2011-2016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对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并探究企业外部顾客需求不确定性和内部自身成长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为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随着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的增大,企业绩效先增加后降低;顾客需求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顾客需求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会得到加强;企业成长性同样正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企业成长性的提高,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会得到加强。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所有制结构、治理水平和企业规模中,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本研究丰富了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企业完善薪酬制度,确定合理的薪酬差距,进而促进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公司绩效和治理结构

公司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主要指CEO薪酬水平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薪酬数额的差别。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差距和公司未来绩效之间关系进行了检验 ,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大薪酬差距可以提升公司绩效。该结果支持薪酬激励的锦标赛理论而不是行为理论。本文还发现 ,影响我国公司薪酬差距的主要因素不是公司外部市场环境因素和企业自身经营运作上的特点 ,而是公司治理结构。本文认为 ,我国上市公司应适当提高薪酬差距以维持足够的锦标赛激励能量 ,而提高薪酬差距的主要出路在于进行治理结构改革。     

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差别化的影响

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开展R&D国际化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的差别化问题,同时还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以及政府补助这两个内外部的影响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时,该薪酬差距越大,企业更偏向于在科技发达国家进行R&D国际化;高管海外经历和剔除与科技创新无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均对上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国企混改、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4—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区别多数文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虚拟变量的处理,本文采用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进行量化。在作用渠道检验中,为了提高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力和结果的解释性,使用非参数Bootstrapping方法调整估计偏差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引入的非国有资本为民营资本及混改后依然国有控股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和股权薪酬激励承担了大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货币性薪酬激励的作用更为突出,在使用与基准回归相似的稳健性检验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成立。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年到200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在高管薪酬超过一定的额度后,高管薪酬激励明显呈现出边际递增的激励效果.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只有线性正向影响,并未发现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激励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合理的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生命周期、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2016年创业板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发展生命周期的动态层面研究高管激励中的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三种薪酬激励模式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创新投资水平普遍偏低,创业板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对创新投资具有正向作用,而且不同生命周期下高管薪酬激励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阶段,主导的薪酬模式是货币薪酬激励和在职消费,且两者在促进创新投资方面具有互补效应;在成熟期阶段,三种薪酬激励模式对企业创新投资都有促进作用,三种薪酬激励模式两两间存在互补效应;在衰退期阶段,在职消费成为主要的激励模式,三种薪酬激励模式中任意两者间也存在互补效应。因此,企业可以利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创新投资力度,针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采取不同的薪酬激励组合策略,进而发挥三种薪酬模式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和促进作用,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和价值创造力。     

论企业薪酬管理的现状及优化管理体系的对策

企业进行薪酬改革是竞争的需要,竞争不仅体现在市场、产品、技术上,更重要的体现在人力资源政策、薪酬政策及人才的争夺上。我国企业已经认识到薪酬改革的必要性,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进行着薪酬改革的尝试,虽然采取的方式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作者阐述了我国企业薪酬管理的现状及进行薪酬管理的必要性,从而提出优化企业薪酬管理体系的对策、企业薪酬方案设计的原则。     

人工成本投入对新能源公司业绩影响研究

<正>本文选取A股市场2018～2020年新能源上市公司515家企业的数据为调查样本,通过对新能源上市公司人工成本投入、高管薪酬、薪酬差异三个变量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得出了研究结论：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变量之后,人工成本投入的增加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增加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高管薪酬的增加也会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增长,研究还发现,员工与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越小,企业经营业绩增长的幅度越大。     

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策略分析

企业薪酬管理制度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势在必行。薪酬管理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合理有效的激励制度对员工有着十分明显的激励作用,使企业能够在人才竞争中留住人才。文章针对我国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完善对策,为我国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改革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