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更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本文运用微观数据，用Probit模型来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性别差异、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不同影响。     

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总量GDP、非农GDP及第三产业GDP的增长均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是,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这种促进作用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总量GDP和非农GDP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弹性系数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第二产业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未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第三产业是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力量,且中西部地区的这种促进能力更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必须提升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微观环境分析——对天津农村劳动力的调查

文章利用天津农业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资料,采用probit模型从农户家庭特征、个人特征以及就业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天津农户非农就业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非农就业选择除受农户农业生产率、非农工资收入等传统要因以外,工作技能以及工作环境的安全性等微观就业环境也对农户非农就业的选择起到重要作用。     

高速公路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笔者使用农村村级和农户层面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样本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变迁及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统计性描述分析表明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显著变小,同期,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也有显著增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低龄化趋势;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较高;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能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会。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农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改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需求视角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分析——以城镇单位行业间就业为依托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一直被认为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对于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实现非农就业,劳动力市场需求方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行业发展规模、技术进步类型和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增量将对行业间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产生不同影响.因此,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计划、偏向性的产业发展政策、选择性的技术进步类型和瞄准性的政策扶持方案,将有利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日本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分析与借鉴

日本在资源贫乏、人多地少的背景下,走城市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城乡第三产业发展之路,较短时间内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其中,政府教育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借鉴日本经验,推进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关键是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重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长期以来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特征,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具体阐述了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福建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非农就业的行业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便成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之一。本文以福建省的非农就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取得数据,并运用SPSS统计软件建立多元Logistic模型,得出福建省非农就业行业受到宏观经济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的共同影响。     

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审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以何种模式体现?(2)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主要受哪些因素决定?文章使用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预测人力资本、家庭因素、社会资本、市场结构转型对男女职业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间,人力资本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而家庭特征、社会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动都对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态势及其区域差异

新的信息技术(ICTs)社会扩散的不均等性成为地区信息化发展的障碍之一,这种不均等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广大农村地区的差异亦非常显著。作者从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网民发展、涉农网站建设等角度出发,通过宏观与中观区域视角剖析了农村信息化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固定电话、电视机与移动电话普及率的东、中、西差异不明显,而家用电脑普及率的区域差异最大,说明家用电脑拥有率是造成农村信息化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农村网民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且增长速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村网民的东西差异会继续增大。从中观省域层面上,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拥有情况与居民纯收入呈明显正相关,并且家用电脑拥有水平与收入相关性最高。     

环渤海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应用统计分析法和空间分析法,探析环渤海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地域差异及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2007年环渤海地区各县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差距悬殊,欠发达区是其主要地域类型;欠发达区和贫困区在京津周边地区呈集聚分布,核心—边缘效应明显;1980—2007年环渤海地区各县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但绝对差异增大,相对差异波动性缩小;农村居民纯收入整体结构由金字塔型转为中间集中型,人均纯收入空间自相关显著,其趋同性增强;基于各县1996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1996—2007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差异,将环渤海地区划分为6种增长类型,并提出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民增收的相应策略。     

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与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

随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依据CHIP家庭微观调查1988-2007年的数据,使用基尼系数分解以及非参数分解等多种方法,本文试图对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等不同类型的家庭从业模式与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首先,从整体的收入分布来看,早期的农村地区的发展更多伴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而后期经济增长则带来更多福利改善;其次,家庭主要非农收入来源是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所得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而本地非农就业则具有扩大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其作用程度也有所改变;最后,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不同群体,但并非平均分配,不同群体获益情况不同,增长和不平等通过作用于不同类型家庭影响到最终的收入分布。     

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与城乡就业问题探讨

本文通过对就业与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关联分析,提出我国低人口城市化水平是导致当前城乡高失业率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将从控制劳动力供给速度,刺激经济增长以增加就业需求,改善劳动力配置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就业能力等四个方面提高我国城乡就业的总体水平。     

贫困、不平等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该文利用农村家庭户的调查数据,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农村非农产业对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我们首先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模拟家庭在不参与非农业活动情况下的收入水平,然后比较参与和不参与非农业活动两种情况下的收入分布.结果表明,非农业生产活动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另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农村的贫困化程度,缩小了贫困户间的收入差距,改善了最贫困户的收入水平.     

STRUCTURAL CHANGE AND AGGREGATE EMPLOYMENT FLUCTUATIONS IN CHINA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ggregate employment is strongly procyclical and almost as volatile as output. In China, the correlation of aggregate employment and output is close to zero, and the volatility of aggregate employment is very low. We argue that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aggregate employment fluctuations in China is labor reallocation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and that the income effec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labor reallocation dynamics in both the long run and short run.     

农村现代化区域差异AHP—Fuzzy综合评判

根据系统分析原理,按照全面、可比、层次及可操作原则,建立了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在确定农村现代化的层次结构基础上,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其次运用模糊多级综合评判法对华东６ 省１ 市１９９６ 年农村现代化水平进行了综合的评价,最后,阐述农村现代化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扩大的机制和均衡发展的对策。     

PRIVATIZATION IN CHINA: TECHNOLOGY AND GENDER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on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China across firms with different technology intensities. Using a comprehensive firm‐level survey, the paper identifies gender wage‐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s by directly estimating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levels of workers from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of firms. The panel structure of the survey is taken advantage of by following firms that were fully state‐owned in the initial year, and distinguishing them from firms that were later privatized. The main results show that privatiz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relative productivity of female workers i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and a reduction in relative productivity of female workers in low technology industries. Time varying coefficient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mprovements in gender outcomes i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may not be maintained in the long run as the relative wage and productivity ratios tend to deteriorate, potentially due to low supply of highly educated female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outcomes in privatized low technology industries increase over time, lowering the wage and productivity gap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workers. (JEL J16, J31, 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