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演进与趋势

随着数字全球化转型的推进,如何治理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最具争议的全球治理议题之一。跨境数据流动的自然、经济和法律属性增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呈现治理机制网络化、治理目标多元化、治理选择兼容性低等特征,这对全球治理合作体系的有效性及传统治理政策的适用性形成了挑战,治理目标难以平衡、治理能力难以跟进、治理合作难以达成。未来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趋于区域层面的治理合作,推动区域规则的兼容性和国家政策的互操作性将成为必由之路。中国应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政府与企业同向发力,规范和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提高参与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能力。     

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困境及我国的策略

目前,各国政府均以公权力要求数据在地化,数据在地化阻碍了数据的价值畅通。美国与欧盟签订的《安全港协议》与《隐私盾协议》相继被判无效凸显了数据主权的扩张与争夺,造成了跨境数据流通的困境。为了兼顾数据流通和利益价值的平衡,我国在数据主权大潮中应作出自己的选择,构建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避免国际间的管辖冲突。参与国际协议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增加跨境数据谈判内容,主动牵头构筑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体系。适当降低国外司法管辖判决、裁定的承认门槛,承认国外司法管辖的域外效力。     

金融数据跨境监管的国际策略与中国进路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机,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能够提高国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出于国家经济发展考量,或基于保障数据主权与安全、保护个人信息权利、打击网络金融犯罪的目的,各国正紧密布局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全球现行有三种金融数据跨境监管方案,即完全禁止的、附条件限制的、无限制的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其中附条件的跨境流动又有严格与宽松之分,且不同国家的数据出境条件各有差异,在这之中也蕴含了“流动为先”“权利至上”“安全第一”“发展要紧”“安全与发展并重”五种监管价值取向。从规制特征来看,国家间金融数据跨境监管政策碎片化程度较为严重,数据主权博弈激烈,共通点是各国本地化限制措施覆盖金融数据及其载体,且本地化的措施与态度处于宽严之间的动态变化之中。在窥得全球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格局之际,我国应当综合做出价值取舍,坚持数据主权以保障国家金融数据安全,依照金融数据的不同安全等级划定差异化的监管措施,推动构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互信机制以促进国家间金融数据的互操作,最大程度地挖掘、保持金融数据生产要素的价值。     

数据跨境流动规制范式解析及中国路径探究——以维护本国产业利益为本位

美欧日已经建立了数据跨境流动规制范式,对本国产业安全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及有效指导。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有数据跨境流动的需要,但尚未形成完善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范式,如何实现数据跨境安全与自由流动仍是值得探索的命题。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科学研判美欧日数据跨境流动规制范式以及国际形势,加紧建构能够体现本国利益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范式,并最终推动形成“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数字贸易背景下国内与国际数据监管规则协调之困境

经济全球化逐渐带动了数字经济全球化，数字贸易正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贸易的发展为各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因跨境数据流动而产生的安全问题成为各国正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世界各国在数字贸易中寻求贸易发展与安全保障的平衡，其中数据监管的方式成为热点，建立全球数据监管体系也成为重中之重。由于国际数据监管规则薄弱以及国内数据监管规则尚不成熟等诸多原因，国内外数据监管规则的协调面临困境。因此，以国际与国内现有数据监管规则存在的不足为切入点，分析总结国内与国际数据监管规则协调面临的困境，并最终为建立全球数据监管体系提出中国因应之策：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对标国际标准协调各类协定，推动监管统一；进一步完善国内数据监管体系；构建良好数字营商环境，加快数字贸易发展进程。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数据要素推动数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深入，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成为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基于ECIPE-DTE数据库测算了全球46个经济体2014—2018年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指数，结合国际面板数据展开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相关性分析，并通过中介效应考察此影响背后的传导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会显著地抑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研发创新效应、制造业服务化效应和要素匹配效应会产生中介作用，阻碍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负向作用具有行业类型和经济体类型的显著差异，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这种负向影响。为此，需要制定合理的跨境数据流动开放政策，打通研发创新壁垒、优化要素配置、加快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信息技术水平，从而充分发挥跨境数据要素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杠杆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脚步持续不断向前，金融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的同时，风险也在倍增。在此背景下，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关系密切。其次，适度的通货膨胀水平有利于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入。再次，人民币升值是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在近期人民币贬值压力下相关风险递增。最后，开放的金融市场为跨境资本开拓了更宽泛的流入空间。因此，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为获得跨境资本流动的积极效应，应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向和人民币汇率变化，同时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使之与金融开放水平相得益彰。     

美国重返CPTPP的动因、影响与应对北大核心SSCI

2018年以来,美国在国际经贸格局以及中美经贸关系方面活动频繁。基于中美贸易谈判、遏制中国发展以及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等原因,美国极有可能重新回到CPTPP,并在外向型经济发展、制造强国战略以及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方面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为此,中国应当积极提升自身在国际经贸规则中的“塑造者”地位,探索国际经贸中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和中国主导多边自贸区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应当深化对外开放程度,推进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发展,以及自贸区协定谈判进程;应当坚持“文化外交”战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传承中国一亚太古商贸文化传统,提升CPTPP等亚太规则对中国的开放度和包容度。     

全球贸易治理中多边主义、诸边主义和大区域主义的比较与选择

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谈判进展缓慢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治理出现了大区域主义和诸边主义流行的趋势。大区域主义是欧美国家为占据新的"规则优势"、掌控全球贸易治理主导权而极力推行的,它并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补充,而是消极的侵蚀。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维护WTO多边主义是我国的首要选择。但挽救WTO危机并建立和谐的全球贸易体系是一个长期过程。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应在WTO体系内大力推进诸边主义,以实现挽救危机和推进规则制定的目的。     

环境议题新进展和中国的对策——从WTO规则到区域FTA规则的演变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回顾了WTO中相关环境议题规则,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区域FTA中环境议题的新进展,并结合中国FTA环境规则现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全球农业治理规则与中国参与：现状、挑战与进路

国际规则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步演化为各方话语表达与权力博弈的交汇点,全球农业治理及其国际规则亦如此。全球农业治理的主要规则存在一般性规则、专业规则和区域性规则三个互补层次。作为发展中农业大国,中国不仅以诸多实际行动遵守和落实已参与的全球农业治理规则,而且不断探索推动既有规则变革的有效路径。中国参与全球农业治理面临发达国家掌握更多主动权,国际规则博弈竞争加剧,综合国力仍然有限,以及既有变革的成效尚不明显等挑战。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研究和运用国际规则的能力,积极提供更多制度型国际公共产品,充分发挥既有国际组织和双多边机制的作用,并探索更多新的全球农业治理路径。     

跨境资本流动、资产价格与银行流动性风险——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业竞争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取2009—2019年108家中国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扩大会加大银行期限错配程度,由此增加银行流动性风险。相对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与农商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促进力度更大。资产价格在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跨境资本流动仅通过房地产价格与债券价格渠道来影响银行流动性风险,但"跨境资本流动-股票价格-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传导渠道无效。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减弱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促进作用,但银行业竞争提高会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促进作用。     

基于卫星遥感大数据的长三角空间一体化发展态势、演变特征与治理对策

利用2014和2018年长三角区域115个城市中心城区和县(区、市)域的建成区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空间发展态势,发现区域空间整体呈现拓展趋势,中心城市、都市圈和交通干线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三省一市"空间呈梯度差异,普遍扩张与局部收缩共存;省际毗邻区空间扩展较快,上海与周边区域协同能力较强;区域空间、人口、经济发展总体协调,部分地区存在"空心化"风险。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完善规划引领下的空间协同治理机制,加快推进都市圈和省际毗邻地区发展,促进区域空间、人口、产业协调联动,建立区域卫星遥感大数据空间监测管理系统,提升长三角区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与空间工资差异研究--基于中国28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以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为研究的框架基础，按照传统经济学两区域两部门经济的分析思路构建理论模型进行规范分析，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以中国28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为数据依据，从而得出了影响中国四大区域之间（东、中、西和东北）实际工资水平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发展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早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次浪潮,其标志性事件是1956年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率先掀起了新一轮区域合作的浪潮,把欧洲各国的合作推进了一大步,随后美加墨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亚洲方面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这些区域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二次浪潮。第三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浪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区域贸易协定主要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主,截止到2010年,向WT0通报的双边FTA共有16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