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优势和技术变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分类企业出口海关统计数据,以Lall技术分类和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为基础,分析了中国本土企业的贸易竞争优势和技术变迁。结果表明,此前研究中国贸易竞争优势所采用的方法和数据,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本土企业在各产品和各技术层面上的真实国际竞争力;本土企业虽然在整体层面没有我们原先设想的那么乐观,但保持了出口技术水平的绝对增长以及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对追赶,存在一定的出口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在跨国分工加剧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本土企业并没有在国际分工链中成为受害者,其竞争优势在循序上升。     

国有企业改制的成因:对五个假说的检验

我们利用1995～2001年期间11个城市企业水平的面板数据对5种国有企业改制成因的假说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改制与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之间有正向的关系,而过高的债务和冗员率则抑制了企业的改制。市场化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对企业的改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企业效率的改进在改制决策中不起作用。这表明,市场建设对于促成有效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集体决策中的理性模型和政治模型-关于中国农地制度的案例研究

本文以中国农村为背景,试图发展一种可以检验集体决策过程是理性模型还是政治模型的方法。这一检验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将集体决策与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相联系。本文为两个模型推导出了不相容的假说,并用中国83个村庄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模型均未被拒绝,但在更高级的检验中,政治模型略胜一筹。这表明中国农村的真实决策过程可能是理性模型和政治模型的混合体。     

上当与同情心

年初去印度开一个会，途径曼谷机场转机。离飞机起飞时间尚早，我便在侯机厅里转悠。突然身后有人用中文打招呼：“先生？”我回头，见一高一矮两个中国人站在面前。打招呼的是矮个。他问：“先生是从中国内地来的吗？”我说是。他说：“是这样，您看能不能帮个忙？我们俩从上海来，要到清迈去，可是我们的包弄丢了，身上又没带多少现金，您看能不能借我们100美元，买曼谷到清迈的机票？”看我有点犹豫，他从口袋里掏出名片，说：“我是神龙公司的。”     

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8个省份、1354个农户、跨度1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测算了大病冲击对于农户长期收入的影响以及健康风险冲击持续的时间。我们发现:(1)大病冲击在随后的12年里对于农户人均纯收入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大病冲击对于农户的短期与中期影响使得患病户人均纯收入平均降低5%—6%;(3)健康风险冲击的长期影响可持续大约15年,并且冲击对于中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更为严重。     

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企业技术效率的概念和衡量方法 ,然后结合经济理论 ,利用 1 99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对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各个因素进行了检验。本文的结论主要有 :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更高 ;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效率更高 ;公共研究机构的R&D支出对企业的效率有负的影响 ,但企业的R&D支出效应正相反 ;FDI的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人员流动等途径而不是技术引进的方式在起作用 ,因而其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 ,行业内的外溢效应并不明显 ;企业所在各个不同区域对其技术效率有显著的影响。     

诊脉结构失衡

尽管我们基本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一些要素价格仍然被政府所控制。或受到政府干预。如果政府定价严重偏离要素的稀缺程度，就容易出现大问题。     

村庄治理、融资和消费保险：来自8省49村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个人和社会风险分担机制对中国农民消费保险的影响。运用1400户家庭的独特面板数据,我们发现消费保险在下列情况下比较完全:(1)家庭拥有较多的财产;(2)村庄通过选举产生村领导;(3)村民可以获得非正规贷款。另外,获得银行贷款不会影响消费保险。这些发现表明了本地信息和村庄治理在保障农村消费保险方面的重要性,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经济成就的政治经济学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已有研究大多停留在讨论哪些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促成了这个奇迹,较少涉及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制度变革这样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本文认为,三个因素决定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成功,即中性的中央政府、地方分权和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体制。中性政府保证国家层面的决策不受利益集团的干扰,采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制度变革;地方分权给予地方官员强烈的发展动力;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体制保证地方官员执行中央的政策,抵消分权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这三个因素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