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2018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回归分析、夏普利分解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通过分样本分析、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替换变量法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表明,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解释力仅次于收入和健康,贡献率高于10%;超时劳动挤出了农民工的教育和娱乐投资,降低了其市民化融入水平,导致该群体幸福感的恶化。此外,收入提升削弱了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教育程度正向调节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负效应。超时劳动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异质性。因此,缓解农民工超时劳动是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丝绸之路经济带布局下陕西省工业主导产业选择

高生产率和强产业关联度是主导产业的本质特征,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质效受合理选定主导产业的深远影响.基于此,本文应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陕西省40个工业产业20个经济指标,通过指标综合得分的排序对陕西省主导产业做出选择,提出陕西应扶持高端制造业替代资源依赖型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有序转换.     

父代教育水平、代际传递与子代基础教育不平等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和多元有序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本文研究了教育代际传递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显著性及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存在显著的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具有显著影响。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平均成绩提高0.322分。其中,城市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强度大于农村;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大于母亲;随着子女平均成绩的提高,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平均成绩的影响强度趋于下降,表明学业表现欠佳的“后进生”受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父母教育水平通过影响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作用于子女学业表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子女自身教育期望和亲子互动都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分别是45.067%、43.329%和0.939%。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机制的再检验再次证实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因此,要重视初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对普通家庭的孩子进行适度的政策倾斜;父母要注重家庭文化资本建设,既要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要增加对子女的陪伴,担当起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他人”角色。     

教育代际传递与社会分层——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与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中国教育代际传递与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然后，采用Heckman两步法、工具变量法和变量替换法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中国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显著，高学历的父母倾向于培养出高学历的孩子；子女教育获得是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父代教育成就会通过子代教育成就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子代的阶层流动，也即教育代际传递在父代教育不平等与子代社会地位不平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此，要针对弱势家庭建立教育资源补偿机制，促进阶层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