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审计定价：投入补偿还是风险补偿

结合我国实体企业“产融结合”和“脱实向虚”共存的现状,验证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其内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导致审计定价提升。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金融资产配置使得审计工作的复杂程度增加,行业内特定知识和审计经验的积累促使行业专长较强的注册会计师更加倾向于借助提高审计定价来获取投入补偿。同时,在一般状态下,金融资产配置形成的风险机制对审计定价缺乏调整能力。具体表现为,当被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较低时,注册会计师倾向于通过提升审计定价实现风险补偿;伴随被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增加,审计定价中的风险补偿部分逐渐消失。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资产收益较强的波动性和较差的持续性特征导致企业整体业绩波动形成的风险并未在审计定价中完全体现,审计师对不同重要性程度的客户投资金融资产形成的风险存在认知差异。     

社保基金持股与企业盈余质量: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5年的数据,研究社保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我们用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作为测度盈余质量的指标,发现社保基金持股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发布财务重述的概率,这表明社保基金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并且,社保基金的这一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差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加显著。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弱化了内生性问题之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说明社保基金持股和盈余质量提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们称之为社保基金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保基金可以通过抑制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增加机构调研次数等途径提升被持股公司的盈余质量。本文有助于认识和评估社保基金持股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督与治理作用。     

战略差异、信息透明度与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基于深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依据深交所披露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考核数据,验证上市公司战略差异对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影响以及信息透明度对两者之间关系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上市公司战略差异降低了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战略差异度越大,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误差越大、分歧度越大;第二,较高的信息透明度能够有效抑制战略差异对财务分析师预测误差和分歧度产生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为增强财务分析师有效识别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的能力、提高盈利预测质量提供了理论基础,为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管理、保持信息有效传递提供了启示。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有效激励还是隐性腐败——基于市场化改革进程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

文章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外部制度环境动态变化的角度考察高管在职消费隐性薪酬契约的激励有效性,对高管在职消费的现状、成因及经济后果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治理高管过度在职消费的相关措施。从而为深入研究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薪酬契约的激励效果提供理论分析框架,为解决高管过度在职消费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措施建议。     

投资效率、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基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视角

成本粘性反映了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情形下,企业的行业属性、资产特征以及高管决策行为等形成的风险因素,成本粘性程度过高会降低经营效率、加剧企业风险。为此,基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视角,以2005—2012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投资效率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外部经济风险和内部经营风险的共同作用下,成本粘性显著增加了企业风险水平;当企业进行过度投资时,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当企业投资不足时,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著减弱。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资本结构优化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普惠金融引发了我国金融业的巨大变革,对企业融资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选取2011-2020年深交所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和中小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加快了中小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该效应主要体现在杠杆不足的企业中;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和减少短贷长投行为,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错配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处于传统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和金融监管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在资本结构调整方面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上述结论为评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经济影响增添了新的证据,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促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起步较晚,但是在理论界对于行政公益诉讼的研究与讨论却成果丰富。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但是随着法治的发展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必是大势所趋。本文主要是想解决一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与相关制度即诉权制度与既判力制度的相关冲突与协调。     

市场化进程、企业绩效与高管过度隐性私有收益

制度环境是影响我国高管薪酬契约发挥激励作用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市场化进程为背景,检验企业绩效与高管过度隐性私有收益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市场化进程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隐性薪酬契约普遍缺乏有效设计和监督,企业上期绩效与本期高管过度隐性私有收益负相关;随着市场化进程深入,民营企业绩效与高管过度隐性私有收益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显著缓解,并且当民营企业高管权力较大时,市场化进程能够更加有效地抑制企业绩效与高管过度隐性私有收益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是上述关系在国有企业中并未得到有效改善。进一步检验发现,市场化改革促使企业绩效和高管现金薪酬之间的相关性不断提高。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市场力量在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激励有效性时发挥的作用及遇到的困难,为抑制国企高管过度隐性私有收益提供合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