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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是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核心,这不仅需要有力的问责机制,更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作为典型的激励政策,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以环境质量改善为重要依据,授予该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产生荣誉的力量,这是验证这一激励机制是否有效的关键.为此,使用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以化学需氧量(COD)排放为例,从微观视角系统考察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在环境治理层面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地方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能显著促进企业COD减排,彰显荣誉的力量.这一减排效应,尤其体现在国有、外资控股、大规模、污染密集型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探究其机制,发现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具有鲜明的政治激励特征,能引发政治强激励官员,通过强化企业源头防治、提高清洁生产技术、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等方式实现减排.利用新增企业信息,发现称号授予的减排效应没有以牺牲邻近城市为代价,引发污染就近转移,反而激励邻近城市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补充环境激励型政策是否有效的实证检验,而且从理论层面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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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且全面的环境信息披露是实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第三方机构公布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分为准自然试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第三方机构公布的评价结果与重污染行业企业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在较低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下,第三方机构的评价结果导致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减持,被评价企业市值平均下降约5.49%;其次,因国有企业和大中型企业以稳定型投资者为主,在第三方机构介入后其市场价值受到了显著的负向冲击;最后,对于非国有大中型企业,第三方机构的评价促进了企业后续的环境披露质量提升。总之,第三方评价激发了资本市场的绿色导向,是优化绿色投融资机制的重要抓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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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和增效是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本文以2007年逐步实施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改革为例,基于2004—2014年省级经济环境数据和沪深股市上市工业企业数据,探究环境规制改革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排污费标准调整并未实现显著的减排效果。但是,随着环境执法强度的提高,排污收费标准调整会发挥出显著的减排效应,且不再抑制企业绩效的增长。同时,排污收费标准调整对不同政府层级监管的企业、不同利益关联性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显著降低了中间层级政府监管的国有企业绩效,但对税收大户和大企业存在“包庇效应”,使企业绩效免遭显著的负向冲击。因此,在中国改排污收费为环保税的当前,要想激发减排和增效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地方环境规制强度,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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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国内学者对财政公共卫生支出区域的研究一般采用已有的东中西的划分方法,普遍认为三大类地区的公共卫生支出不均衡,其中东部地区较高,而中西部较低。东中西的划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公平性问题的研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但这样的地区划分是基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及地域分布特点,并未充分考虑到地区间的公共卫生支出特征,缺少较强的针对性。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有效的分类方式,对公共卫生支出区域进行划分呢?单指标面板数据的聚类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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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各类主体的绿色创新活力,是全面实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新动能,也是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新要求。本文使用大气污染防治发明专利数据发现,极具中国特色的环保考核显著激发了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数量,初步形成以排污企业、科技企业为主,研发机构和个人积极参与的绿色创新格局。值得注意的是,环保考核虽能促进排污企业、非环保专门化科技企业、个人提升绿色创新质量,却未能在整体上推动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究其原因,作为绿色技术的主要需求方,排污企业对低质量技术有着更高的需求偏好,其自主创新主要集中在止于“达标”的低质量创新上,这也间接影响了其他主体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改善动机。因此,倡导企业绿色生产,形成各类主体竞相迸发、绿色创新“增量提质”的新格局,是建设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关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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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78—2009年我国经济数据,分析“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消费、投资、货物净出口和服务净出口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非均衡关系。发现提高消费和投资均能拉动货物净出口增长,但消费的拉动效果长期明显不如短期,而投资的拉动效果长期和短期相差不大。提高服务净出口能提高消费和投资,并且这种拉动效果长期比短期明显。为此,需要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把优化投资结构作为中短期任务,把控制投资作为长期战略;需要把促进贸易平衡,优化进出口结构作为长期战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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