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合”为贵？合作文化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6-2015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上市公司网站对于企业文化的叙述和年报董事会报告两份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两个度量企业合作文化强弱的指标,并研究企业合作文化对企业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文化越强调合作,企业的创新产出越多,创新效率越高。这一结论在采用增加控制变量、利用水稻播种面积作为工具变量以及以董事长的非正常离职事件为冲击进行PSM-DID等多种方法后仍然稳健。渠道检验的结果显示,合作文化是通过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凝聚力和促进企业的“产学研”合作这两种渠道来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合作文化的促进作用在竞争性行业以及地区信任程度和产业集群程度较高的地区中尤为显著。本文不仅从微观层面揭示企业文化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机理,丰富和补充了当前方兴未艾的“文化与金融”研究,而且为国家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方针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     

公允价值会计会加剧银行贷款顺周期现象吗?——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7年A股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实施公允价值会计对银行贷款顺周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实施公允价值会计加剧了银行贷款的顺周期现象,资本充足率监管和资本市场约束是公允价值会计引发银行贷款顺周期的两种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实施公允价值计量对银行贷款顺周期现象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企业贷款和非抵质押贷款;相比其他层级的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中的第一层级计量对银行贷款顺周期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实施公允价值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为完善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为加强银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提供了决策参考。     

企业家精神、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6—2012年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各地区的自我雇佣率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指标,首次基于企业家微观个体的视角研究企业家精神是否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的确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但这种机制只在民营企业中存在;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家精神可以显著地促进企业创新。但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家精神反而会进一步抑制企业的创新行为。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共赢效应——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

本文以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实施精准扶贫对扶贫企业以及被扶贫地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扶贫企业而言,实施精准扶贫能够显著缓解其融资约束。从扶贫方式来看,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的效果最为明显。从经济后果来看,实施精准扶贫不仅提高了扶贫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且增加了股东的财富水平。对于被扶贫地区而言,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并未遭受明显破坏。在企业实施精准扶贫的动机方面,本文发现管理者私利动机并不能解释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上述结果表明,与慈善捐赠有所不同,企业实施精准扶贫并不是企业自利的工具,而是利他性动机与战略性动机的结合,能够实现企业、社会与环境三者的共赢。     

我国国际收支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研究外部冲击尤其是国际收支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显得越来越有必要。本文通过对2005年第三季度到2011年第四季度的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并借助Granger因果、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得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较低的结论,同时发现国际收支顺差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     

代币发行融资研究——基于企业生存时间的视角

本文以中国境内所有的代币发行融资项目为研究对象,研究代币发行融资对初创企业生存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股权融资,代币发行融资会显著缩短初创企业的寿命。这一结论在增加控制变量和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后依然稳健。渠道检验的结果显示,代币发行融资阻碍了初创企业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深化,从而缩短了企业的持续经营时间。从代币发行融资的宏观经济后果来看,代币发行融资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恶化了地区的信用环境,从而显著提高了地区的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表明,代币发行融资对初创企业的负面影响在信息披露水平较低、不受关注以及缺少媒体监督的样本中更加显著。本文揭示了代币发行融资带来的负面影响,为禁止代币发行融资等规范金融创新的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银行业高利润中的潜在风险

2012年3月是银行的年报月,已经披露年报的11家上市银行共计实现利润8171．59亿元。银行的主要业务收入来源仍然是存贷款的利息差,但是可喜的一点是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呈现较快的增长。令人疑惑的是在如此高的利润背后却是银行只有6．89平均市盈率,这样巨大反差的背后说明银行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     

专利侵权诉讼与企业创新

本文首次聚焦于专利侵权诉讼,以2006-2014年A股非金融企业为样本,考查专利权诉讼的提起、判决以及审理时长等诉讼细节对原被告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专利侵权诉讼对原被告双方的企业创新都有激励作用。但对原告样本进行细分后发现:诉讼会对行业领导者的研发决策产生促进作用,但对行业追随者会产生抑制作用;(2)行业领导者的研发活动不受判决结果的影响,而行业追随者和被告都会根据诉讼结果对研发投资进行调整;(3)审判时长并不影响被告的研发决策,但是会对原告尤其是行业追随者产生负面影响。本文不仅揭示了司法诉讼对原被告创新活动的影响机理,同时也为企业解决专利权纠纷的途径选择提供了参考依据。     

公司诉讼风险、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6—2012年沪深A股高新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公司诉讼风险这一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并采用被告涉诉次数和涉诉金额作为该因素的两个衡量指标,分别研究了资金类诉讼和产品类诉讼对被诉企业创新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对于这一影响的不同干扰效应。研究发现:(1)资金类诉讼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相反,产品类诉讼却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2)总体来说,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会干扰公司诉讼的结果,从而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会大大加剧资金类诉讼对被诉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而且会显著削弱产品类诉讼对被诉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本文不仅揭示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机制,同时也为推进我国的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实现司法公正,进而推动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