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经验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金融产品和金融供给创新层出不穷,在鼓励金融科技创新和防控新型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16年12月正式批准设立"监管沙盒"机制,其设置"监管沙盒"的目标是将澳大利亚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金融科技中心和全球金融科技创新与投资的顶级市场之一。澳大利亚"监管沙盒"机制运作至今根据金融科技企业的多样化需求不断进行调整,提高监管政策的适应能力,进而为澳大利亚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健全完善提供助力。我国应在充分借鉴澳大利亚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基础上,从顶层设计视角制定"监管沙盒"发展长期规划,从组织机构设置、参与人员管理、准入退出机制、评估标准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建立健全"监管沙盒"框架体系,打造"中国版监管沙盒",以提高我国金融科技的国际竞争力。     

韩国“监管沙盒”机制:政策框架、政府职能与启示

随着互联网金融与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韩国政府将金融科技产业发展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部分。韩国“监管沙盒”形成了由流程设计、组织架构、准入标准、评估机制、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退出机制等组成的一套完整的运作模式和制度体系,韩国政府也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给予支持。我国可在充分借鉴韩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定“监管沙盒”发展长期规划,明确准入制度,评估反馈机制、退出机制与风险补偿制度,培育“监管沙盒”协同发展生态圈,提升我国金融科技的国际竞争力。     

后疫情时代中小银行改革与发展

<正>近年来,中小银行的经营管理和公司治理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是让中小银行发展全面承压,亟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寻求发展突破口以城市商业银行(下称"城商行")、农村商业银行(下称"农商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下称"农信社")为代表的中小银行机构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主力军。目前,全国中小银行共4005家,资产规模近80万亿元,约占整个银行业规模的四分之一,在服务基层居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近年来经济下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强监管的背景下,中小银行的经营管理和公司治理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出现不良率上升、资产负债结构失衡等现象。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中小银行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率造成明显冲击,中小银行发展全面承压,渐入困局。     

企业ESG表现与债务融资成本——理论机制和经验证据

在我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企业通过提升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表现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对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并对ESG表现评价分歧的影响予以探讨。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其债务融资成本降低,且在ESG表现的各分项中,社会表现和治理表现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环境表现的影响则相对较弱。不同评级机构间的评价分歧和指标内部的分歧会对债务融资成本产生影响,而且会降低ESG表现影响债务融资成本的效果。由于本文采用离散度指标衡量评价分歧,其依托不同评级机构的观测而生,较少受到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因此也间接为控制内生性问题提供了补充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审计师来自非十大审计师事务所和处于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中,提高ESG表现能够更显著地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影响机制分析发现,ESG表现可以通过促进企业财务自律和提振投资者信心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本文研究为充分发挥ESG作用并以此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近期国外银行危机事件的政策启示

<正>我国金融管理部门应汲取近期国外银行危机事件教训,保持货币政策相对稳定性,强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监管,稳妥推进问题机构化险,健全问题机构处置长效机制,确保金融整体稳定。2023年3月10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正式宣布硅谷银行破产,此次破产事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金融业最大的倒闭案。随后,美国签名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相继倒闭,市场恐慌情绪逐渐蔓延,各国投资者对银行业经营状况进行更多审视,     

公共卫生危机对就业和工资的总量与结构影响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公共卫生危机对产出、就业及工资等带来复杂的总量和结构冲击.本文通过劳动力矩阵和投入产出表构建多部门就业数据库,基于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冲击以及政府干预的政策效果.结果 显示,在疫情冲击情形下,GDP增速和就业水平分别下降4.60个和6.52个百分点.疫情对就业和工资的冲击是全面性的,第一产业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受到的冲击较大且结构性突出.定向财政支持、税费调整和货币政策支持等扩张性政策具有稳增长、稳就业和稳工资功能,带动产出和就业水平分别恢复1.49个和2.37个百分点,但各产业和各劳动类型对政策的反应具有差异性.政府需要统筹总需求与总供给、总量与结构以及内需与外需等的关系,更多采用“直达性”政策支持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