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加剧了中国收入不平等吗?——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证据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变量,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是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个新兴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研究文献,总结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传导机制,并利用中国1996-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和Hansen(1999)的门槛模型,对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内金融发展显著加剧了中国收入不平等,而且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表现出鲜明的门槛特征,跨越特定门槛值省区的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大。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为何持续下降?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

本文从金融发展视角解读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现象.首先基于文献探讨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利用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金融发展的总指标,还是分项指标皆与劳动份额有显著负向关系,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控制内生性、异常样本点和指标定义等潜在问题,上述结论也是稳健可靠的.本文评估了金融发展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为破解当前我国经济的消费-投资结构困境提供了一定政策启示.     

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只是线性关系?

本文首先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接着基于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检验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二者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设;金融发展的门槛值为3.295,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尚未跨越门槛值,仍然位于倒U型曲线的上行区间,目前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扩大收入不平等。     

金融中介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Clarke、Xu和Zou(2006)的分析框架上,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金融中介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金融中介发展与收入基尼系数呈现稳健的正相关关系。     

我国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与分解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9年CHNS数据对我国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分位数回归与分解的结果表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教育回报率的差异,随工资分布由低端到高端呈现先升后降趋势,经验—工资线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明显不同,前者为单调递增的线性关系,后者为倒"U"形曲线关系;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主要是由中低端的工资差异引起的;在工资分布中低端和歧视等非市场因素是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在工资分布高端,工资差异主要来自于教育和经验等个人禀赋差异。     

人力资本不平等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

本文基于1990-2007年间我国29个省份数据,运用较为前沿的面板协整技术,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不平等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研究表明:(1)近些年来,中国的教育扩张有效地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的改善;(2)人力资本不平等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在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应关注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减少人力资本不平等,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     

贸易扩张与收入不平等: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金融发展是贸易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文章将金融发展因素纳入到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分析框架,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检验贸易扩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确实加剧了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而金融发展对贸易扩张的收入分配效应则起到负向作用,即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贸易缩小收入差距。然而金融发展的作用尚未充分体现,这是源于中国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压制或制度偏向特征。     

移民多样性与城市经济发展

中国的广袤疆域孕育了各地迥异的文化习俗,当移民走出“熟人社会”向城市汇聚,移民多样性就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关于移民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迁移经济学的一个新兴话题。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依据移民户籍地个体信息构建了移民多样性指标,实证检验移民多样性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移民多样性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机制检验表明,尽管移民多样性会降低城市人际间信任水平,但由于移民多样性有助于形成劳动力技能互补,提高了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水平,因而对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是正向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中部以及人口流入占比高的城市中,移民多样性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尤为明显。本文研究结果从经验上揭示了移民多样性的潜在经济红利,为当今“流动的中国”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激发城市经济活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洞见。     

代际流动约束下生育率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国际检验

收入不平等问题和人口生育率过低问题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两大难题,但目前理论界关于人口因素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很少从生育率视角来考察以及考虑代际收入流动在其中的作用.文章从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来考察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在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假设下,一个经济体中生育率的提高会使穷人比重提高,进而拉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地,文章利用1970-2011年76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1)总和生育率的提高会拉大收入不平等,如果每个妇女平均多生育一个孩子,将会使基尼系数增加0.025;(2)以出生率作为总和生育率替代指标的实证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不同生育率测算指标高度相关且可相互替代;(3)对于代际收入流动弹性越高、收入水平越低或生育率越高的国家(地区),其生育率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拉大作用越大.文章关于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对于我国如何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寻求应对严峻的收入分配问题之策提供了国际经验和启示.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为何持续下降?——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

本文从金融发展视角解读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现象。首先基于文献探讨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利用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金融发展的总指标,还是分项指标皆与劳动份额有显著负向关系,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控制内生性、异常样本点和指标定义等潜在问题,上述结论也是稳健可靠的。本文评估了金融发展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为破解当前我国经济的消费-投资结构困境提供了一定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