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与居民金融资产选择——-微观分析视角

利用２０１１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数据,从家庭层面考察老龄化对居民投资决策的影响,描述性统计表明较之中青年居民,老龄居民的投资渠道逐步趋于单一化,其资产选择更倾向于安全资产,银行存款是其主要投资渠道。实证研究发现：更高程度的老龄人口比显著减弱了家庭对风险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基金市场）的参与倾向;随着年龄的递增,老龄居民对股票、基金以及风险资产的参与概率逐步降低,其显著性逐步增强;进一步研究表明,以老龄人口比和老龄居民年龄阶段虚拟变量反映的家庭老龄化水平,对居民风险资产投资深度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老龄居民不仅更少可能涉足风险资本市场,而且即便进入市场其参与程度也更低。     

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细致考察了生命周期、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和财富构成的影响及区域间影响差异。研究发现,老龄家庭对房产、银行储蓄的持有比重更大,而对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持有比重更小;家庭老龄人口比重的提高,会促进家庭银行储蓄和房产的投资,同时,会抑制家庭对股市、基金等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人口学变量如家长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等和家庭财富、收入对家庭财富构成也都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年龄结构在中西部地区,对城镇居民家庭股票、基金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要高于东部地区,而对家庭房产投资的边际影响要低于东部地区,同时,年龄及年龄结构可以通过降低家庭风险偏好和提高预防性储蓄进而影响家庭金融投资决策。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户创业参与吗？——基于认知能力与物质渴求的内生动力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成果（CLDS）的匹配数据,基于认知能力和物质渴求的内生动力视角,分析二者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创业行为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发展并未显著影响农户创业决策,但有助于农户创业程度的提升;（2）认知水平对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程度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物质渴求的调节作用却相反,物质渴求较低的家庭更能够从数字金融的发展中获得创业鼓励。     

互联网普及如何影响中国家庭债务杠杆率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推动了数字金融、移动支付、金融科技等一系列金融创新的发展,基于此,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数据,细致探讨了互联网这一最基础的技术普及与家庭债务杠杆率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理。结果发现：（1）互联网的使用将显著推高家庭的债务杠杆率。在使用工具变量回归、处理效应模型与PSM匹配纠正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2）除通过促进电子支付、增加金融可及性外,互联网的使用还将通过提高信息搜寻与增强社会互动这两种渠道而带来家庭债务杠杆率的累积。（3）互联网的使用与家庭债务杠杆率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意味着只有当对互联网的使用达到一定程度后,其才会带来家庭债务风险。（4）对于受需求型信贷约束、低收入与中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对这类群体债务杠杆率的影响程度更大。进一步地,除网络平台借款将推高家庭债务杠杆外,文章还考察了互联网的使用对民间借贷的影响,并发现其对家庭非正规借贷杠杆率的影响更为突出。而对于金融知识欠缺的家庭,其债务杠杆率更高。这说明,在鼓励使用互联网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同时,也要注意防范过度使用互联网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而其中一种有效的途径便是普及金融知识教育,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     

信任偏差、市场化与居民借贷渠道选择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不同类型信任对居民家庭借贷渠道选择、正规与非正规借贷额度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市场化进程中的长期趋势。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对家庭是否首选正规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非正规渠道选择中,起作用的主要是特殊信任;特殊信任同时促进了家庭正规和非正规借贷,但对非正规借贷额度的边际影响要更高;普遍信任对正规借贷影响显著为正,对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显著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并未改变特殊信任对家庭借贷渠道选择、正规与非正规借贷额度的影响,而普遍信任的作用在市场化进程中得到了强化。     

信任视角下的家庭融资渠道偏好研究

本文基于信任视角实证分析了居民对熟人圈的特殊信任和对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对家庭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考虑了内生性影响的稳健性估计结果表明：普遍信任、特殊信任分别显著提升了家庭首选正规和非正规融资渠道的可能性;从实际融资额度来看,特殊信任促进了家庭整体的融资行为,但其对非正规渠道融资额度的影响更大,而普遍信任显著提高了家庭正规渠道融资额度,同时显著降低了家庭非正规渠道融资额度;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居民家庭的融资渠道选择行为中普遍信任的作用得到了强化,但市场化并未改变特殊信任对家庭是否首选正规或非正规融资渠道以及不同渠道下融资额度的影响。研究还发现,家庭收入以及家庭人口特征如家庭成员数、党员身份、户籍、婚姻、年龄、性别等对家庭融资渠道偏好均有显著影响。     

普惠金融与家庭金融脆弱性

利用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两个维度构建家庭金融脆弱性指标，探讨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同时降低了家庭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的发生概率，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显著抑制效应。分维度看，普惠金融使用度和满意度的提升都有助于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而便利度的影响则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减贫增收和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两种途径抑制家庭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结论为我国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微观金融风险监管与防范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