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及其效应与创新

农村土地流转是发生在我国农村的重要社会经济现象,既关系到土地供给的总体结构及其变化,也关系到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更关系到耕地保护与利用,从而关系到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我国实行统一的、最严格的以保护耕地为基本出发点的土地管理制度,但各地由于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土地流转的形式和方式也不尽相同,形成了包括转包、互换、转让、出租、入股、置换、重组、兼并、股田等在内的土地流转模式。各种土地流转模式对耕地保护及粮食安全等方面均有其不同的效应。随着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流转需要不断创新,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这种创新应以保护农民利益和保障粮食安全为基本宗旨。     

乌昌经济一体化与新疆经济协调发展

乌昌经济一体化是在实现全疆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不涉及行政区划的前提下提出的,它的提出对于乌昌乃至全疆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本文试图从乌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乌昌经济一体化对新疆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两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加快乌昌经济一体化的对策和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测度研究

借助中心职能强度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进行中心城市等级划分,并选取38项指标,利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和SPSS19.0中的因子分析功能,对城市群内部各等级中心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进行综合分析和测度,结论如下:(1)以Kei=0.7和Kei=2.0为节点,将各城市分为三个级别,北京、天津为一级,石家庄、唐山、邯郸和保定为二级,其余各城市均为三级。(2)以经济联系量大小为标准将各城市划分为紧密联系、一般联系和松散联系三个级别,其中紧密和一般联系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多缘于京津石的集聚与扩散作用和自然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差异。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动态变化研究——基于城市流的视角

城市流强度是表征城市对外服务功能的量化指标,能够反映城市对外联系的程度。本文运用城市流强度模型,以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测算了2002~2011年各城市的外向功能量、城市流强度等指标的动态变化情况,并进行了城市流强度等级划分和结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2002~2011年,各城市功能效率和城市流倾向度指标变化基本平稳,外向功能量和城市流强度两项指标变化显著,且差距较大。从城市流强度结构来看,北京、天津城市总体经济实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表现出更强的集聚与扩散能力。未来,各城市应进一步加强总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从而大幅提升城市流强度,增强城市群整体对外服务功能。     

京津冀区域制造业同构现象再判断--基于分工视角的研究

文章从分工视角对京津冀区域制造业同构现象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从2000-2013年,京津冀区域制造业分工最明确的为北京-河北,两地产业差异性大,未来两地制造业将实现差异化发展;天津-河北产业差异性相对较小,且2009年之后呈逐年缩小之势;北京-天津产业差异性最小,同构性较显著,2008年后有一定缓解。从制造业各行业分工格局来看,京津冀区域在农副食品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等行业已形成较明确的分工,但在食品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领域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构现象。总体来看,区域的产业分工基本建立在资源差异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并不存在所谓的重复建设而导致的恶性竞争。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分工层次、延伸产业链条、构建高层次协调机构等政策措施。     

2022年下半年我国数字化发展呈现十大趋势

<正>预计2022年下半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创新与融合应用,基础设施、数据要素、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民生、城乡信息化融合、数字化治理等重点领域数字化发展将实现新突破、呈现新特点。2022年,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上半年,数字化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数字技术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新产业、     

“环京津贫困带”破解路径探索

"环京津贫困带"是全国生态安全保证程度最低、特大城市周边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该区域对于京津冀都市圈乃至环渤海区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梳理了"环京津贫困带"发展特点,系统剖析了贫困带产生的原因,广泛借鉴国外城市和区域反贫困经验,进而提出加快发展区域经济、建立长期而稳定的生态补偿机制等新时期破解"环京津贫困带"的关键路径,以期为"环京津贫困带"的发展提供有价值、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新疆生态环境竞争力分析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增强新疆生态环境竞争力的措施是:树立资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观念;明晰资源产权关系,推行可持续发展产业政策;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实施制度创新;加强环境法制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进一步释放信息消费潜力的对策建议

<正>我国信息消费总体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但也存在信息消费力提升放缓、中高端供给不足、平台监管机制不健全、居民数字素养不匹配等问题,制约了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亟须协同各方、综合施策、统筹解决。2022年以来,疫情反复频发,接触型消费受到冲击,扩大内需困难重重。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要求促进新型消费,扩大升级信息消费。我国信息消费总体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但也存在信息消费力提升放缓、中高端供给不足、平台监管机制不健全、居民数字素养不匹配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