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全国饮食服务行业改革发展的步伐

这篇文章谈四个问题:饮食服务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开始进入新的时期;要把饮食服务业当作一个重要的产业来办,饮食服务业是一项文化事业和饮食服务业要解放思想、放大胆子、加快改革步伐。     

社会心理也应有“安全出口”

为什么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心理问题却越来越多?民众的心理为什么会越来越脆弱,一个小小的事件,或一个近似荒诞的言论却能在一些地方引来巨大的心理恐慌和社会动荡?有无有效的办法防范和应对?本文分析了建立国家心理预警与应急体系的必要性。     

打破消费复苏制约 推动居民消费进一步回归常态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当前消费市场呈现加速回暖态势,2023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良好开端,但年初消费增长更多为补偿性反弹,全年消费提振仍面临居民消费意愿下降、重点群体消费乏力、重要商品消费复苏缓慢等三大制约。充分激发居民消费活力需进一步加大稳消费促消费政策力度,着力提升居民消费信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拉动力,助力我国经济企稳回升。     

不同性别下岗工人创业时的社会资本比较

经济改革体制、产业结构调整引发国企职工下岗,由此产生下岗人群再就业的特殊问题,即将转变为市场化的体制下失业人群再就业的普遍问题.就业在未来十年将始终是热点问题.本文根据西部地区的调查资料,从社会性别视角,从西部下岗职工这一特定人群自谋职业入手,分析和比较不同性别的下岗职工创业时社会资本、体制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差异,来解释下岗者的社会资本与创业的关系,讨论如何帮助下岗者创业.最后提出未来改进的政策建议.     

再论法律解释与海关行政执法能力的和谐——以某些共性的海关行政执法现象为例

因为法律规范本身的规范性、抽象性、静态性、不明确性,导致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对于具体的个案无法实现法律条文与最终处理结果的直接对接,如何实现枯燥的法律条文从静态的书面文本走向活生生的执法实际,需要执法者本人对法律规范的合理解释和准确应用。本文就法律解释在执法实践中的功能、法律解释与行政裁量的关系、法律解释与行政执法能力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SDM的长江中游城市群FDI决定因素分析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40个城市1991—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Durbin模型对影响该地区城市FDI区位因素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发现:①FDI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但有随时间弱化趋势,空间相互作用不可忽略;②从总体样本结果看,各因素对城市FDI区位的影响与理论预期基本吻合,较好地验证了理论假设;③近20余年来该地区城市FDI区位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呈阶段性演变特征,市场规模和外资集聚经济一直对城市FDI区位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并有增强趋势,工资效率、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初期阶段作用不明显或者呈负向影响,但后期转为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化因素初期显著但后期不显著,基础设施因素在所有估计样本中不显著;④各因素对FDI区位表现了不同的空间效应,部分因素的空间作用对FDI区位具有重要影响。     

双向四轮驱动,全面推进旅游节事发展

中国是一个节事大国,大到世界顶级的奥运会、世博会等,小到一个乡镇、一个村的西瓜节、葡萄节.节事活动在旅游业中作用越来越大,旅游节事从其源头应该分成两类——本土节事和舶来节事.本土节事是本地本民族形成的节事活动,舶来节事是从外地外国引进的节事活动,本土节事是旅游地主办者要挖掘的,在旅游开发中地位非常重要.但是不可否认,随着民族交流和地域交往的增加,很多城市也会通过举办舶来节事活动发展旅游业.无论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产业的角度,都要对节事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加以全面考虑.     

中国商业文化的“八字”思考

正如欧洲先有了文艺复兴，才诞生了资本主义，同样道理，中国的商业文化要走出国门，也务必要实现经济和文化的结合。既要继承，还要创新；既要融合，还要超越，此为“八字”。[编者按]     

《行政强制法》的实施对海关行政扣留的影响

《行政强制法》确定的行政强制适当原则、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和不得谋取私利原则对海关实施行政扣留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同时,《行政强制法》关于行政扣留强制措施在实体、程序等方面规定与以往的海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关于海关实施行政扣留强制措施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今后海关实施行政扣留强制措施的,应当严格按照《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否则可能导致行政扣留违法。     

惠农政策背景下县域公共权力价值的异化

县级政府作为惠农资源的直接分配者与惠农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其在政策执行中表现出来的权力价值取向对于实现农民公共利益最大化、保障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囿于传统权力价值理念的深入影响、权力主体价值目标的偏离、权力运行机制的失范,县级政府在公权力行使过程中偏离了公共走向,价值取向表现出了与原本目标、结果相悖的异化属性,体现在价值追求的利己化、价值理念的官僚化、价值选择的商品化和价值实现途径的滥化四个方面。应通过营造良好用权环境构筑权力内在自律机制、规范县域公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公共走向、完善激励惩戒制度提高权力异化成本,缩小甚至消除县域公权力价值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的差距,实现县域公共权力价值的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