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机构双重目标能兼顾吗？——基于88家县域农商行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亟需农村金融机构回归“三农”本源,但社会责任目标与经济效益目标二者间的权衡可能成为农村金融机构回归“三农”的掣肘。本文通过构建双重目标兼顾模型,以2017—2019年西南民族地区88家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为样本进行平衡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检验。结果显示,农村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目标与经济效益目标可实现兼顾,但在实践中表现为相互替代关系与相互统一关系的交叉,其中政策监管是农村金融机构双重目标权衡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提升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承载力的长效动力机制等对策。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东道国的区位因素来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忽视了企业内在特性因素对区位选择的重要作用。本文结合东道国区位与企业内在特性两大变量因素,综合分析我国企业在FDI的区位选择决策中的考虑因素,并由此得到政策启示。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兼论新汇制对货币政策的改善效应北大核心SSCI

本文通过构建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率的传导模型,探讨汇改前后两个时期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的动态相关性。实证研究显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对通货膨胀有一定的逆向冲击,这种逆向冲击的强度在汇改后表现得更强,从长期来看,两者协整且呈显著的正相关性,但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通货膨胀抑制效应弱于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的驱动效应。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汇制对我国货币政策绩效的改善效应并不明显。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问题既关系到投资企业的微观经济利益,也关系到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在综合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区位因素与企业因素的基础上,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框架,由此清晰地展示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区域合作背景下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广西高校为例

随着CAFTA、大湄公河次区域工作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多重区域合作的全面推进,广西在多重区域合作中扮演着合作、投资通道枢纽的角色,并日益凸显其区域性离岸金融中心的功能。多重区域合作对特色应用型金融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因此,探索区域合作下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充分将广西的地缘优势转化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教育的优势,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兼论新汇制对货币政策的改善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率的传导模型,探讨汇改前后两个时期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的动态相关性。实证研究显示,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对通货膨胀有一定的逆向冲击,这种逆向冲击的强度在汇改后表现得更强,从长期来看,两者协整且呈显著的正相关性,但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通货膨胀抑制效应弱于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的驱动效应。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汇制对我国货币政策绩效的改善效应并不明显。     

我国玩具出口遭遇美国强制性标准贸易壁垒及其对策分析

2011年7月23日和8月12日,美国严格的儿童玩具铅含量标准相继实施,同年11月,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通过了新的独立第三方产品测试法规,该法规以更高的标准对儿童产品进行测试和认证。美国一系列强制性标准实施导致我国玩具出口频遭美国通报与召回。2011年,美国非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对我国出口的产品发起通报与召回347项,其中玩具类产品被通报的频率最高,共计189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基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关系到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目标应定位为满足国内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产业选择应是比较优势产业、关联效应强的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服务业。     

“一带一路”建设下西部地区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研究——以广西为例

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合作扩展了新空间、创造了新机遇。其中,广西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应面向沿线国家,以东盟、南亚国家为重点,通过探索小微团特色跨境人民币业务模式、新兴业务与传统业务协同发展、定位五大类走出去需求主体、培育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搭建与东盟国家跨境金融信息交流平台等途径加速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创新发展,发挥出广西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