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泰地区跨境货币流通监测工作的难点及对策

国家外汇管理局阿勒泰地区中心支局(以下简称“中心支局”)针对阿勒泰辖区口岸情况和贸易特点,分别在哈萨克斯坦的吉木乃口岸、蒙古国的塔克什肯口岸设了两个货币流通监测点,加强对人民币及外币现钞的监测,以便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边境地区货币流通状况,正确分析本地区边贸发展趋势,为上级局提供宏观决策依据。     

稳健经营持续发展——中国工商银行首尔分行的发展与展望

除香港市场外，韩国是中国工商银行唯一拥有两家分行的海外基地。1993年11月，工商银行成立首尔代表处，是第二家进入韩国市场的中资银行。1997年12月，在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韩国时，工商银行将首尔代表处升格为分行，1998年当年即实现盈利。2002年5月，工商银行成立釜山分行，成为唯一在韩国前两大城市设立分行的中资银行。其中首尔分行是韩国区域总部，除负责整个韩国区的市场拓展和业务经营外，还承担着全区域的风险管理职能；釜山分行主要负责韩国东南区域的经营，负责相关的落地营销和业务操作。     

国内外股票市场运行分析——2007年7月

2007年7月，美国股市和香港、中国内地股市走势分化强烈。美国市场由于投资者担心信贷市场恶化程度加剧会影响更多企业的并购机会，并令融资枯竭；此外，次优抵押贷款市场的损失可能会波及更广经济层面，美国主要股指7月较6月大幅走低。而香港股市则因外围市场较好，加上汇丰控股及恒生银行业绩亮丽，支持大市走高，蓝筹股普遍上涨，其中银行股全面报捷。A股7月行情呈振荡上调格局，在加息与降低利息税的双重调控措施出台后，沪深两市于7月双双创出历史新高。因业绩预增，工商银行H股和A股股价大幅上升。H股大升11．52％，A股大升13．54％。[编者按]     

浙江省利用小额贷款支持失地农民创业的实践与思考

我国正处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这一进程,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大量的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被征地农民已达4000多万,“十一五“期间,预计每年新增被征地农民300万,因征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有所加剧.如何通过制度安排长效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成为各级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中之重.……     

甘肃省中小企业融资状况调查

随着我省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也被日益关注.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1DJY052)对2000多家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53.8%的企业认为资金不足为企业发展最不利的问题,融资难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1]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结合中日合作项目<中国中小企业金融制度>的调查显示,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在200万人民币以下,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2]甘肃省中小企业在发展中也有与国内中小企业共性的因素,融资问题首当其冲.2005年,甘肃统计在<中小企业融资紧缺现状>的报告中指出,甘肃省有88.57%的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其中有57.14%的企业认为资金特别紧张;流动资金缺口近四成(平均达39%).[3]同时,该报告也进一步指出,80%中小企业自筹资金的能力比较弱,其中23%的企业没有自筹资金的能力.     

对农行玉林分行清收抓降工作的调研

2006年,农行玉林分行进一步深化资产风险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按照“垂直管理、单独核算、成本控制、绩效挂钩”的原则,充分发挥以二级分行为平台的清收处置机制,有效提升资产风险经营管理层次;运用市场化运作模式     

关于农行柳州分行服务县域经济的调查报告

农业与农村经济一直是农行的传统服务领域,农行作为国家大型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唇齿相依,共同成长。在2007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化了农行要面向"三农"的服务定位。在国家大力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壮大农     

防城港分行"面向三农,服务县域"情况的调查报告

一、涉农业务基本现状截止2006年底,防城港分行共有营业网点18个,在职员工351人,是全区农行系统彻底扁平化改革的二级分行,也是全区农行系统机构、人员最少、业务规模最小的二级分行。到2006年末,     

信贷资金效益比较研究——基于广东、江苏、江西、贵州四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银行效益三个方面比较了广东、江苏、江西、贵州四省的信贷资金效益,并分析了四省贷款吸纳能力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优化信贷资源区域分布、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几点建议。     

美国税权划分制度评析与借鉴

美国的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各自拥有属于本级的税权,并在同级政府层面上表现为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三者之间的划分与制衡。本文通过分析美国税权划分的主要特点,对我国税权划分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确定税权划分的法定主义原则、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指导思想、赋予地方适度税权的具体设想、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执法权限、建立解决地区间税权争议的协调机制、通过一些制度设计完善税收司法权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