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传递效应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对国际贸易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近30年来,中间品贸易增加,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汇率的价格传导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了解释汇率波动对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传导机制,本文在Campa和Goldberg(2006)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使用WIOD数据库2000-2014年43个国家(或地区)的投入产出数据,实证分析汇率对其核心CPI的传递率,并量化中间品贸易在汇率传递中的贡献率.研究表明:(1)中间品贸易是汇率影响核心CPI的主要传导途径,这种基于生产成本的间接传导渠道比进口商品的直接消费更为重要;(2)分销成本既因分销部门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而提供汇率传导的渠道,也因降低进口投入在最终消费价格中的比重而阻碍汇率传递效应,两种力量几乎相互抵消;(3)生产经营灵活性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其汇率传递效应较低.虽然中国国内商品生产中进口投入份额较其他国家偏低,但超过60％的汇率传递来自进口投入的使用.为了降低汇率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冲击,需要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灵活性.     

中国平台反垄断政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反垄断政策的演变历程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同频共振,不断进行着有益的尝试与调整.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经济迅猛发展,但其较强的网络效应、规模效应以及赢者通吃、双边市场、跨界竞争等内在特性对中国市场竞争秩序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中国以平台反垄断政策的创新系统回应了平台垄断挑战,以大型平台企业作为规制对象接连发起了多个反垄断调查和诉讼案件,平台垄断从野蛮无序进入规范健康的新时期.展望中国反垄断政策的发展趋势,预期未来平台反垄断会趋于监管常态化、法治化和精细化,立法现代化、修法快速化,执法成熟化,国际合作和交流扩大化.针对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反垄断政策面临的新难题与新挑战,中国应从监管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主体等层面着力,以强化平台反垄断规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结构及其与制造业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利用1997年、2002年和2007年中国省级投入产出表等数据,从制造业的服务业中间投入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并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与人均GDP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除北京、上海外,我国其他地区的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差异较大.制造业对服务的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系数与人均GDP的关系各异,呈现出正相关性(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技术研究业)、负相关性(公共服务业)、U型(如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保持不变性或稳定性(如交通运输、仓储业及邮政业,住宿餐饮业)、不确定性.要从积极推进城镇化、拉长制造业产业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等方面着手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力求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助推制造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经济效应--兼论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

2017年,中美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美国对华战略从合作走向竞争。新冠肺炎疫情下,中美关系更是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中美经贸摩擦将影响中美两国的经济,进而产生连锁反应,造成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利用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假设提取法,测算中美经贸摩擦和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世界43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影响,并重点模拟中美之间贸易由国内供给替代对增加值和劳动力就业的最大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基准模型设定下,经济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中国周边地区、美国周边北美自由贸易区受到的影响最大,反映了区域性生产网络的存在。第二,相对美国,中国受影响更大,增加值下降2.5%以上;其余受影响较大的国家有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印度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受影响较小。第三,中美经贸摩擦对每个行业的影响不同,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为中国的家具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以及美国的航空运输业。第四,假设其余国家或地区卷入中美经贸摩擦,存在替代效应和全球价值链重构,部分国家或地区增加值和劳动力就业均上升,上升最多的为22.42%。建议深化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主动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开展经济合作,强化区域价值链的影响,同时积极培育和发展国内产业链。     

生产网络结构、减税降费与福利效应

本文构建了嵌入增值税、其他生产税和要素税费的投入产出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创造性地编制了与模型协调一致的税收社会核算矩阵,进而模拟分析减税降费的福利效应。研究表明:在149部门的基准情景下,2017年税收楔子导致离前沿的福利损失率约为1.26%,损失价值约为12 346亿元,且经济系统中的替代弹性系数越大,生产网络结构越复杂,税收扭曲程度和福利损失越大;生产网络结构放大了减税降费的福利效应,经济系统中产品部门越多,投入产出联系越复杂,减税降费的福利收益越大;结构性减税降费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福利,在同等程度减税降费总额下,相对于前50%高税率产品部门,对前30%高税率产品部门减税降费的福利收益更大。     

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逻辑、趋势研判与政策含义

利用GDP支出法需求结构和世界典型国家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国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历程和逻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对其未来演变趋势进行了展望,指出了改善宏观需求结构的相关政策含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需求结构大致经历了从消费主导型向投资和进出口快速增长型,再到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的演变阶段,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需求动力差异明显。从宏观需求的三次产业和细分行业结构来看,中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结构在不断改善,高附加值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行业占比显著提升,服务消费、服务投资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从短期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宏观需求结构仍将是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型,投资率的提升幅度可能会超过消费率,净出口率会有所下降;从长期来看,消费率将会继续上升,投资率会有所下降,净出口率可能变化不大。     

经济发展对能源和环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3个方面分析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研究结果表明:十一五期间,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带来的规模效应是我国工业能源消耗和SO2排放增加的唯一原因;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降低、减排技术的改进带来的技术效应对抑制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工业内部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构效应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抑制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作用。但是,经过十一五期间大规模节能减排努力后,未来节能减排的技术和结构空间会越来越小,难度会越来越大。     

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结构及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利用1995年、2002年和2007年的CHIPS(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和储蓄率的影响。家庭收入、规模大小、户主年龄和家庭不同年龄人口占比等家庭人口结构变量对消费结构和储蓄率都有一定的影响。就消费结构来说,如教育支出方面,老年家庭明显低于年轻家庭;医疗保障支出方面,老年家庭明显高于年轻家庭。同时,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和农村家庭的户主年龄与储蓄率略呈U型结构,也就是说我国家庭微观储蓄率与经典的生命周期假设不一致。进一步探讨了未来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家庭储蓄率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相关政策涵义。     

生产链长度与PPI—CPI分化——基于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模型的分析

生产率、国际能源价格等冲击沿着产业链传导到PPI和CPI。中国经济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产业的生产链长度日益变长。那么,生产链长度变化会如何影响CPI和PPI以及两者的联动关系？本文通过构建全球投入产出价格模型,从理论上探讨生产链长度对PPI和CPI分化的影响大小,进一步利用实际CPI和PPI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链长度对CPI和PPI联动性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中国PPI的影响大于其对CPI的影响。不论是PPI还是CPI,根据单国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得到的对中国价格指数的影响均比根据全球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得到的结果偏高,但运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计算的CPI与PPI变化幅度之差,要大于运用单国投入产出模型计算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生产链变长尤其是国际生产链变长导致PPI和CPI分化的观点。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所做实证的结果也表明,生产链长度变长减弱了世界各国PPI—CPI的联动性,即生产链变长加剧了PPI—CPI的分化。这表明,稳定物价不宜以CPI为单一目标,应该兼顾PPI与CPI的稳定,同时积极调整价格指数体系,并编制产业链价格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