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

正贵州荔波完好地保存了数百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而且在神奇迷人的森林中又点缀着一抹抹湛蓝的水景和原始古朴的民族文化到贵州之前,荔波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名。在朋友强烈推荐下,走进了这个位于黔桂交界的小县城,原始森林、峡谷、伏流、地下湖、吊桥等等,犹如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让我沉醉其中不舍离去。荔波,布依族语中意为"美丽的山坡",这里因完好地保存了数百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而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这片罕见的亚热带喀斯     

俄罗斯转型以来科技进步的经济增长效应

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结合俄罗斯经济增长实际,借助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采取索洛余值法并选取相关数据对俄罗斯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的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使其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一定积极变化态势,但由于俄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作用有限,俄经济增长方式仍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仍主要靠资本投入驱动,但其贡献份额呈下降趋势。而人力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尽管比重还不高,但其贡献份额总体呈上升趋势。     

北斗导航系统在物联网中的应用研究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第二步战略即扩展的区域导航系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物联网技术也成为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在介绍了北斗导航系统和物联网技术的基础了,介绍了北斗导航系统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晚清农学书刊出版研究

本文对晚清时期农学书刊的出版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该时期农学书刊出版的基本态势、特点、重要出版物及其对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影响。晚清时期农书出版沿着传统农书与翻译引进西方近代农学出版的两条轨迹演进．但前者不断趋于衰落，后者则呈现出比较强劲的发展态势。晚清时期农学期刊的诞生，是农业科技传播领域的一个创举，也对近代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粮食产量对耕地数量敏感度的时空差异及政策启示

利用1990—2014年耕地和粮食产量统计数据,构建粮耕敏感度反映粮食产量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响应关系,探索耕地数量变化对粮食产量影响的时空差异,为优化我国耕地资源的空间配置和制定合理的耕地利用政策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耕地数量是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但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全国耕地总数量对粮食总产量影响程度存在阶段性差异,我国的耕地数量变化对粮食产量变化影响程度的变化经历了剧烈-平稳-剧烈的过程;各省(市、区)耕地数量对粮食产量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性,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平均粮耕敏感度分别为2.52、-5.96、0.81。(2)耕地数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在不同省(市、区)之间存在区域差异性。1990—1995年,我国粮耕敏感度区域差异较小;1996—2000年、2001—2005年东部地区粮食产量对耕地数量变化的敏感度普遍提高,各省(市、区)之间的粮耕敏感度差异加大;2006—2010年我国粮耕敏感度区域差异明显变小;2011—2014年,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更加多元化。     

中国共同基金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的证券市场刚刚起步,证券业的发展处于摸索阶段。个人投资者投资经验、风险意识、心理承受能力等均极为薄弱。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将其资金委托给“共同基金”进行再投资,实属较佳选择。“共同基金”是由专门的证券机构(信托投资公司或股份制的基金公司),将众多投资者的小额资金集中起来,分别投资于各交易投资市场,获利后按初始投资份额分配收益的一种投资方式。这种方式具有集体投资、风险分散、专家经营、共享收益等特点。1992年4月20日至5月20日在海南公开发行的富岛基金,是我国第一个封闭型信托投资基金,开创我国证券市场上基金投资…     

珠三角地区工业结构关系研究——以南海、顺德、东莞、中山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珠三角地区凭借着“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过去20多年,珠三角的竞争力集中表现在制造业上,优势大体上集中在电子信息、家用电器等行业。这种工业结构一度极快促进了珠三角区域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但是其鲜明的外源经济特征使得近几年珠三角经济发展日益暴露出旧有     

开门建校：给孩子们一个坚固的教室

给孩子们打造坚固的教舍,是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最牵动国人心弦的事情。     

汽车分时租赁靠谱吗

2017年3月10日,新能源共享汽车运营商友友用车发布声明称,由于之前签署的投资款项未如期到位,决定停止业务运营,这让正在向各行各业蔓延的共享经济显现出一丝寒意.     

“一带一路”对中国影响深远——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

从我国提出“一带一路”至今,已经有四年时间,取得丰硕成功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在中国经济压力下行的当下,为何要在沿线国家投资?怎样实现盈利?带着这些疑问,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