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创新与物流业发展水平

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趋明显,但同时作为高污染行业,其对环境的影响也成为物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点,创新成为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基于我国285个地级市数据,构造交互项模型和门槛模型验证环境规制、创新和物流业发展水平三者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创新的交互效应对物流业发展水平起到显著负向影响,当创新水平不高时,过强的环境规制会阻碍物流业的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交互效应的负向作用、创新对物流业发展的正向作用在环境目标明确且定量表述的样本中显著,在环境目标未明确且定量表述的样本中不显著;门槛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这一门槛变量对物流业发展水平表现出先负向后正向的影响。因此,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应根据区域的创新水平,采取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手段。     

全球钨制品贸易格局及中国钨制品贸易结构优化研究

全球钨制品贸易格局的演变受各国间贸易依赖程度的影响,基于经济相互依赖理论,采用复杂贸易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全球钨制品贸易格局及中国所处的竞合环境,探究了中国重点合作伙伴和贸易结构优化方向。研究表明,当前全球钨制品贸易呈现出“多中心化、碎片化”格局：国际贸易区域化明显,整体贸易依赖度持续偏低,贸易联系较为松散;核心进口国对全球钨制品贸易流动的主导作用加强;中国处于全球钨制品贸易网络的核心,贸易独立度与反控制能力有所提升,但资源配置及贸易控制能力较弱,面临出口大国博弈和进口市场制衡的双边困境。为应对全球钨制品贸易竞合环境,中国应重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利用好欧洲与亚太地区两大市场,与进口国家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并创新合作模式。     

市场供求关系对企业收益分配的影响

市场供求关系是影响企业收益分配主体形成与变革的根源。由于产品、资金、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导致了工业经济时代传统企业收益分配主体——财物资本收益分配主体的形成;而知识经济时代,这些市场供求关系的巨大变化。也将促使企业由财物资本单一收益分配主体向财物资本与知识资本二元收益分配主体格局转变。     

加入WTO对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和竞争力的冲击

本文采用三类市场划分的方法评估了中国入世后各行业的变化及未来趋势,认为：第一类市场完全可以放心打开大门;第二类市场是比较混合的结论：第三类市场上,企业现在不具有竞争力,另外,入世后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都能生存下去,但生存的策略将会发生改变,国有企业会不断改善自己的产权结构。变成与外资联盟,因此,入世将导致产权结构向多元化转型,多元产权结构的企业将占主角地位。     

发展教育产业促进经济增长

教育产业化有利于教育投入产出的自我循环和教育供需平衡,适应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和教育的要求,符合“谁受益、谁负担”的基本原则。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贡献表明教育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发展教育产业,就必须树立教育产业观,建立多元化的办学体制,充分利用外资和金融手段,加强教育产业的法制建设。     

中国加入WTO之后汇率制度的选择

中国加入ＷＴＯ是我国最大的一项贸易改革,从过去１０年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实践经验来看,贸易改革通常会导致国内经济和国际收支物一些重大的、无法预见的冲击。汇率制度的选择决定了应对冲击的方式,随之带来国民产出和就业的调整。本文从人民币汇率形成的机制及其走势变化,研究现行的汇率制度是否适应中国加ＷＴＯ之后新形势的变化,评价这种汇率安排对我国入世后会带来哪些不利影响,通过探讨,说明了浮动汇率制度在中国入世后的     

借鉴国外经验 加快商品物流配送现代化步伐——日本、韩国物流配送特点研究及其启示

通过对日本、韩国物流配送业的现代化技术设施和管理方法的深入了解和研究,认为我国必须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快物流配送业的现代化步伐。提出了加快我国商品物流配送业现代化的见解。     

试议我国零售商自有品牌的开发

开发零售商自有品牌是零售商取得市场经营的主动权,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有效途径之一,是零售商实施品牌战略的重要手段。在开发自有品牌过程中零售商具有多种优势,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它已成为商品品牌发展的重要趋势。     

民族贫困地区实施《预算法》问题分析

民族贫困地区在贯彻执行<预算法>的过程中,指导原则到位难,有关的理论、制度、法规等建设还相当滞后,难以顺利地实现其目标任务.因此,建议适时地修改<预算法>,完善分税制,逐步推行公共财政制度,健全财政法规体系和监督体系,解决预算资金体外循环的问题,加强对<预算法>的宣传.     

算法推荐对大众认知构建的挑战及对策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算法推荐技术通过个性化、智能化推送帮助大众提高了筛选信息的能力,实现了由“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格局的转变。但算法的偏向推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息传播的范围,筑成信息堡垒,信息传播广度缩小,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群众认知固化、算法依赖等认知负面效应。解决算法推荐带来的大众认知问题,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算法推荐的引导和规制,算法平台方应实现算法工具理性与道德价值理性的平衡,而用户主体应提高自身的算法素养和算法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