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决通胀问题究竟应该靠什么?

自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国务院为了防止物价恶性上涨,治理通货预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府出台了"国16条",央行先后5次调整银行存款准备金率,3次提升银行存贷利息率;国务院派出六个督察组奔赴18个省、区、市对各地物价上涨和各级政府管理工作状况进行深入     

营造“民富”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基础

从国际发展经验上看,任何推动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或强调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地区,都是在自己完成了大众原始财富积累的阶段之后,才出现了所预期的质的飞跃。但对中国社会来讲,今天最大的障碍就是大多数人还没有进入小康社会,他们目前的生活模式就是以储蓄为主的行为方式,加工资或价格补贴等措施并没有获得理论     

本世纪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变化特征

本文对本世纪以来原油价格波动的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剖析了主导油价变动的各类因素。与二十世纪两次大规模原油危机不同,此次油价冲击并不是由大规模的供给中断直接导致的,而是由地缘政治事件引发,受到美元持续降息、全球流动性过剩、剩余产能不足、新兴经济体需求旺盛等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影响国际油价的各类因素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使国际原油价格维持在这一震荡上行态势,这对我国原油进口成本形成巨大压力。     

“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不能靠货币政策解决

今天中国通胀压力高企不落的原因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基础货币投放过多或银行贷款冲动所造成的流动性泛滥的结果,而是内外错综复杂的货币环境和价格形成机制造成的后果.所以,靠我国央行简单的货币紧缩政策来抗衡目前日益严重的通胀压力,效果将会十分有限.     

中国式钱荒

是什么内在的原因导致近来中国大地频频出现这种中国式的钱荒现象呢?今天这种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激烈角逐的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最近,常常去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调研和讲演,发现当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都在反应融资困难,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些企业     

怎样看待减征利息税

1999年,中国经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由于内需不足而导致经济下滑的可能性,需要有一些促进内需的政策手段.因此有观点认为,导入利息税可以直接降低老百姓的储蓄收入,有利于增强民间消费.     

"次级债风波"对金融风险管理的警示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级债风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现代金融风险"的新变化。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整理和归纳国外学术界对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来深入分析现代消费者信贷业务中的风险根源——"差异化特征"和依靠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剥离战略"以及流动性危机爆发时中央银行陷入的"两难选择的困境",由此揭示出上述"三位一体"特征所代表的现代金融风险的新变化。为使本研究更具有说服力,本文还建立了差异化特征下消费者信贷业务有效运行所必需的信息生产的理论机制,并以美国和日本两种思路迥异的风险管理模式为例,进行了分析。     

"次级债风波"的影响为何是"重量级"的?

美国这场"次级债风波"给中国投资者充分展现了现代金融风险错综复杂的特征,它对中国正在进行的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战略带来了"重量级"的警示作用。但是,住房贷款的"次级债"市场在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平时相关知识的介绍也不多见,所以,很自然的面对美国"次级债风波"的这个"现代病",大家产生了很多疑惑:比如,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金融业发达和成熟的市场上,会容许金融机构向没有"正常信贷能力"(拿不出抵押品、没有连带保证、甚至     

资本账户开放的动态经济效应

国内外学术界对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已经作过广泛的研究和论争，但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国为没有考虑资本流入前后两种均衡状态的调整过程，所以，忽略了均衡调整过程的不同会导致资本流入的影响完全不同的这一特征。二是因为静态分析的制约性，结论的政策含义侧重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上，而不是侧重在影响均衡调整机制的微观制度的改革上。三是因为采用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所以得出的资本流入的冲击效果往往过于单一，没有注意到它给宏观经济的影响有可能是一个循环收敛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动态均衡调整机制的分析，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对不同的国家或者同一国家在不同的阶段而言，它们的均衡调整机制有可能完全不一样。第二，控制内外均衡调整的政策应重点放在结构性（制度）的改革上，即应改变均衡的内在调整机制，而不能过多地依赖于外部的宏观调控政策。第三，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市场开放确实降低经济对外部投机冲击的抵御能力－对外净资产减少。但是，在目前我国所处的经济状态下，如果资本市场的开放能带来优良的外资，那么，它会加快我国经济的均衡调整，有利于我国通缩和失业问题的解决。     

揭开全球“安全资产”缺失之谜

当今微观主体和各国政府对财富管理"安全性"的要求比过去"金本位时代"显得更为迫切,标准也越来越高。全球金融市场面临的最大矛盾是日益增长的对"安全资产"的需求与有限且不断减少的安全资产供给之间的失衡问题。但是,美国或许可以靠金融"安全资产"的价格修复来提升它长期打造的技术创新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和亚洲国家却应该通过加强合作的方式来强化"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以此来满足这个地区的社会大众对"财富安全性"的强烈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