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横向外资参与中国标准输出——基于母国市场效应的迂回设计

吸引横向外资参与中国标准的建立作为一项对外开放的"边界内"经济规则,无论是实务上还是理论上,相关的探索都很有意义。沿着美国二战后获得国际领导力的成功经验,以中国标准输出为切入点,分析标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以及我国标准输出的国内外背景条件,引入母国市场效应为理论工具,构造"标准+市场通达性"变量,分析以标准推进母国市场潜能完全释放的机理,并提出"吸引横向外资—建立中国标准—HME—输出中国标准"的迂回链条与相关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探析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际经贸体系已初步形成,国内积极推进国际经贸体系的发展,共同为数字经济法治建设提供机遇,但又迎来全球贸易“南北差异”持续扩大、数字法治治理碎片化、国际保守势力影响等挑战。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数字化技术应用差异、贸易信息不对称、贸易有关法律滞后等都会加大法律风险。为此,数字经济法治建设应完善数字治理逻辑、加大贸易信息公开机制、健全数字经济法治体系,以保障“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

在全面实施“双碳”“双控”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政策亦成为助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社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制度创新视角，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这一区域性政策为切入点，采用PSM-DID研究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对规模和专利申请数量，具有较强的融资“增益”效应，且对国有企业和低污染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更强。就影响机制而言，绿色金融试验区政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外部融资环境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鉴于此，应完善顶层设计，强化信息披露，创新绿色金融工具，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发行绿色债券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中国能源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能源行业的上市企业为例，运用多重差分模型，研究发行绿色债券是否能有效促进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结果显示：发行绿色债券能显著促进能源行业上市企业绿色创新；能源行业中的可再生能源类、非重污染类以及国有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好；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可以通过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的研究对支持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促进绿色债券市场与能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带一路”概念股上市公司无形资产指数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创新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企业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体,针对“一带一路”相关企业无形资产综合能力进行评价能够充分体现“一带一路”相关企业创新水平,为我国下一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指明目标。基于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指数评价结果,对2016~2019年“一带一路”概念股上市公司无形资产进行科学评价,从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加以深入分析,探讨其无形资产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的发展对策,以期为“一带一路”上市公司创新水平的提升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数字经济背景下酒店技能人才培养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

<正>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促使酒店业推进数字化转型，酒店技能人才培养应随之进行调整与变革。文章分析数字经济时代酒店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明确当前职业院校在酒店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数字经济背景下凸显的新问题，提出突出专业文化教育、开发富有地域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畅通校企合作机制、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加快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改善专业建设的软件与硬件条件等对策与建议。     

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CEO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人员，对企业变革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鲜有文献关注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经多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此，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发现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均正向调节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结果明晰了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赋予CEO自主裁量权提供了经验启示。     

资产数字化、银行风险与“双支柱”调控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资产数字化是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将资产数字化因素和监管因素纳入宏观经济模型，研究资产数字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讨论“双支柱”调控的效果。研究发现资产数字化能够有效抑制银行部门的风险积聚，资产数字化程度越高，银行风险降低程度越明显；监管强度和监管范围会影响资产数字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银行资产数字化后，监管强度的增加和监管范围的扩大更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相比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工具更有利于降低数字化后的银行风险；相比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组合更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与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在资产数字化过程中，“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更好地防范银行风险，增强政策有效性。     

云南电网:以高质量发展谋划“十四五”

云南电网公司以稳固安全发展、深耕优势业务、深化提质增效、多元转型升级、创新改革突破等举措为抓手,充分发挥企业现有优势,为促进"十四五"目标有效落地贡献力量。"十四五"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也是南方电网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云南省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关键时期。作为南方电网的全资子公司,要助力"十四五"规划目标实现,持续保障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我国结构性通胀差异的空间效应分析

本文从价格指数演变不平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角度出发，采用CPI与PPI的相对变化测度我国通胀的结构性特征，并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对其形成机理展开研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20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结构性通胀显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和显著的溢出效应。供给侧冲击对价格指数具有持续长期的影响，是导致结构性通胀的根本原因，其中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和产业结构问题是关键因素。此外，需求层面和外部冲击也与供给相互作用导致价格水平发生结构性偏离，塑造了长期价格变动的趋势，最终呈现为结构性通胀或结构性通缩。